2024年5月25日、26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协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ACCWS）支持的“第十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盛大开幕。25日的开幕圆桌以“变局中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再思考”为主题，由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主持。与会嘉宾围绕中美欧关系前景、全球治理模式如何适应多元化、怎样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包容性等议题分享看法，为避免全球秩序的分裂贡献智慧。
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
在全球化发展遇到重重困难的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区域和平斡旋的驱动力，同时也是全球发展的驱动力。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与此同时，和美国、欧洲以及整个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竭诚合作，不断地推动全球安全。
阿莫西基金会主席穆罕默德·阿莫西（Mohamed Amersi）
在全球治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只由传统大国来整合世界，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经济体参与其中，包括中国。全球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应有这种参与性，希望这种参与越多越好，将更多的话题纳入到讨论当中，比如气候变化的问题。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
世界越来越多元化，中国、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巴西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崛起了，它们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南方国家的作用，它们现在对于西方国家的主导产生了挑战。这些国家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独立，并且表明他们有意愿在俄乌问题或者中东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与冷战时期的主导国家和它们的前殖民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原经济系主任、CCG副主任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
到目前为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民间的沟通是我能看到的最好的沟通方式，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做大做强，加强更可持续的和平的世界，而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冷战式的体系。
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世界卫生组织亲善大使周建成
在东南亚、欧洲和整个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其实是举足轻重的连接点。我们过去比较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的工作重点，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加广的幅度关系和网络，而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需要跨越这样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陈文玲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行一场认知革命，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地球，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要重新认识大国关系，重新认识国际组织的作用，要维护新兴全球化的大势，共同面对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我们还要走向更多的合作，要去价值观化、去泛安全化、去政治极化。通过这几“去”，再一次形成全球合作之势，形成二战以来和平发展，基于全球秩序、全球规则的新型全球化。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IAI）主席、意大利原驻欧盟大使费迪南多·内利·费洛奇（Ferdinando Nelli Feroci）
全球南方的很多关切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有很多全球挑战需要共同应对，不可能由单个国家单独应对。比如气候变化，还有能源的转型，以及环境保护，还有粮食安全和全球卫生，这些都需要全球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有更加有效和可信的全球体系和全球关系。
美国华美协进社名誉主席贺志明（James B. Heimowitz）
全球化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繁荣，中间也有一些坎坷，但整体而言是一段非常平静的时期。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到基础和基本面了，必须要思考一下如何交往，以及交往的渠道，因为我们要依赖政府引导我们思考全球治理。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需要分享责任或者转移责任。
沙菲克·贾布尔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沙菲克·贾布尔（Shafik Gabr）
我们可以反思全球化，并不是传统的那种全球化的反思。我们希望能够打破那些禁地，比如金砖国家实际上可以在全球化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像人工智能以及安全等挑战方面，金砖国家确实可以率先做一个表率。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Steve Howard）
在脆弱的局面之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全球治理。我们需要全球化，需要和其他人团结，需要有一个平台做这样的工作。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因此，核心的一点就是有宗旨性和有责任心的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做出巨大的转变，让未来的发展可以更加可持续性。
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主席、前联大主席、前塞尔维亚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Vuk Jeremić）
在美国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三大垄断都被挑战。第一是使用武力的垄断，第二是美元的垄断，第三是美国的技术垄断。最大的一个挑战者是对于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垄断和全球化的挑战，在两个方向出现了：一是全球向经济脱碳的转型，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二是人工智能，我预计在这方面美国要想成为领导者会有困难。在上述领域，美国的衰败如何制衡仍待思考。
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爱尔兰原驻华大使、驻欧盟大使戴克澜（Declan Kelleher）
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是联合国体系的核心，联合国体系有很多制度、机构和组织，一定要确保在整个联合国体制内的一致性，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是这样。大家谈到了美国的竞选，事实上特朗普替代了WTO，这严重地阻碍了WTO从事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需要让WTO重新获得历练。WTO有很多缺陷，但是它仍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我们需要恢复它的地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Danny Quah）
在看到全球冲突的时候，需要关注大国是否有意愿做该做的事情，让那些小国少受一些灾害。我们需要把力量放回到第三国，或者说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们要避免那种零和游戏所出现的对抗局面。除此之外，我们需要看的是机会主义、多边主义的发展，有可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可能会出现一些极化的情况，但是对于第三国来说，它们可以据此进行合作，有力量进行合作。
斯里兰卡前驻英国高级专员萨罗娅·西里塞纳（Saroja Sirisena）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可持续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下，各个国家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以某国为大力的一方。必须非常积极地参加南南之间的合作和对话，因为知识的共享和专识的共享，比如技术援助、技术转移、知识转移，对于某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的合作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
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
要解决当前各种不同的全球问题，第一需要改变心态、思维方式，需要更多地包容和接纳多元主义，也就是说要和而不同；第二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这样能够更好地反映世界的变化；第三需要充分地利用新的机构和新的机制，比如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第四中国非常重视全球治理，并且想要提出一些新的倡议或者建立新的框架；第五通过建立信任，更好推动国际合作和协调。
巴黎和平论坛创始人兼总干事、前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主任贾斯汀·瓦伊斯（Justin Vaïsse）
过去两年中我们看到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化框架通过，还有关于公海的协议通过。最近我们看到了联合国大会关于AI的决议，这是中美提出的，所有联合国国家都赞成。这些也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情况很糟糕，但是没有特别糟糕。我们可以怎样做来使得国际关系不至于进一步恶化？我觉得人文交流是很重要的，还需要做更多的外交活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要耐心地应对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威胁需要我们进行合作。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副总裁安东尼奥·维拉弗兰卡（Antonio Villafranca）
今天的世界实际上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分为全球北方、全球南方。我们需要改变全球治理，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采取行动，所要做的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升级，所有的大国，包括中国都有责任，在乌克兰、加沙、台湾这些问题上不要进一步升级；第二是在全球治理方面实现最大公约数，应该把所有的国家都团结在一起，竭尽全力地把少数几件事情做好就足够了。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吴士存
目前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挑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第二，海洋安全博弈阵营化；第三，海洋争端白热化。为完善全球海洋领域的全球化治理，应对全球海洋治理领域面临的挑战，需要按照联合国提出的2030议程的目标实施，确保人类能够和平利用海洋，确保海洋的利用能够可持续。
俄罗斯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Igor Yurgens）
对于欧洲所面临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挑战，我们希望能够有能力、有力量，首先能够停火停战，赢得和平。对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方面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作为两大国家，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各个国家也都应该各司其职。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许正中
人类已经到了第二次质的突变的关键时期，这次数字技术真正把全球变成了地球村。根据对数字社会基础设施来看，开源共生、开放互惠、共享圆融、对等互利、全球运作将成为数字基础设施里面的关键和通行证。全球要采用统一的标准，成为最大的公共产品，这是治理架构的底座。未来，融合、相互嵌入将是世界全球化、新一届全球化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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