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打蒋经国、脚踢杜月笙，蒋介石的外甥孔令侃到底有多嚣张？

拳打蒋经国、脚踢杜月笙，蒋介石的外甥孔令侃到底有多嚣张？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夸张了些，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期，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家族和亲信们为了转移资产，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利用特权，囤积珍贵物资，垄断外汇交易，甚至与贪官污吏勾结。其中，孔令侃作为蒋介石的外甥，更是嚣张狂妄，呼风唤雨。蒋经国虽然掌握重权，但在孔家面前却屡屡失手。究竟孔令侃凭借什么能横行无忌？这场内斗给国民党带来了何种冲击？让我们一探究竟。

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凸显。作为执政党，国民党掌控着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然而，在蒋介石的亲信和家族成员眼中，这种权力远远不够。

早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开始为家人亲信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布局。他的侄儿孔令侃被委以重任，领导著名的＂扬子公司＂。而在蒋家族势力范围之外，宋子良家族掌控的＂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等也是赫赫有名。这些家族企业凭借与蒋家的血脉关系，在整个国民党的商业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随着战争的结束，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在国民党内部节节升级。蒋家族和亲信们在蒋介石的保护下，开始疯狂转移国家资产，囤积珍贵物资。他们操纵政策，利用特权，将大量黄金、外汇和战利品据为己有。与此同时，其他派系如黄埔系、国防最高委员会系也在暗中窥伺，企图分一杯羹。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试图遏制通货膨胀。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和宋子良的孚中公司却获得了大量＂公布前许可证＂，提前囤积了大量进口物资。短短三个月，两家公司就赚得盆满钵满。美国通讯社直指这是＂半政府半官僚资本公司＂利用家族关系捞取利益。

这只是冰山一角。更令人震惊的是，孔令侃不仅从政府部门获取各种利益输送，还在一些重大政策制定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在限制进口吉普车的禁令颁布前后，孚中公司趁虚而入，大肆进口吉普车。而这一切，都源于孔令侃在行政当局的直系亲属递送了临时命令，为孚中开了绿灯。

凭借与蒋家的亲缘关系，孔令侃在国民党内部一直占据着有利位置。作为著名的＂扬子公司＂掌门人，他手中权力使他可以为所欲为。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颁布了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其中包括实施输入限额分配制度，凡是想要进口，都需要申请许可证。这一政策为孔令侃带来了捞金的绝佳时机。

在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这段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搁置了所有的进口许可证申请。但在这漫长的三个月中，孔令侃手下的扬子公司和宋子良掌控的孚中公司却获准开出了112张＂公布前许可证＂。更令人咋舌的是，这些许可证都是按照旧汇率3350法币对1美元的价格开出的，而不是新汇率12000比1的价格。

可以想见，这112张许可证给孔令侃和宋子良带来了多大的利润。美国通讯社报道称，除了这些＂半官僚资本公司＂外，＂大部分进口商未获得Pre Zero许可证＂。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种利用家族关系非法牟利的行为。

孔令侃赚钱的手段远不止如此。1947年7月，就在杜鲁门特使访华之际，他被南京《中央日报》直指利用＂扬子公司进口案＂中的漏洞，绕开禁令进口了549辆吉普车。

细查下来，原来是这样操作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3月先禁止进口7人以下的小客车，4月又禁止进口小货车。但在4月29日前，扬子公司和孚中公司已经向国外下单并付款了。而在5月18日，行政院长（也是宋子良的胞兄）又发布临时命令，放行他们此前的订单。

于是乎，在一场有预谋的行动中，扬子公司和孚中公司再次捞取了大笔利润。而国民党相关部门，只能在案发后被迫签发一张进口许可证，维护表面上的＂合法合规＂。

总的来说，孔令侃和宋子良等人利用家族勾结的特殊渠道，在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掌控下疯狂敛财。他们所做的一切，看似合法，实则是对国家法律和经济秩序的巨大伤害。与此同时，他们无孔不入的商业版图，也引发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不满和对抗。

虽然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掌握重要权力，但面对孔令侃这个亲戚，他却屡屡失手。

1948年，蒋经国奉命前往上海，整肃当地的经济秩序。他一上来就对著名的＂黄包车大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出手，将其逮捕入狱。然而，当蒋经国将矛头对准孔令侃时，事情就变得棘手了。

孔令侃作为蒋介石的外甥，在上海早已铺下了人脉网络。他不仅掌控着大批军火和货运，还通过贿赂等手段，将上海地区的官员和军阀纳入自己的阵营。面对蒋经国这个来者不善，孔令侃毫不客气地予以顶撞。

有一次，蒋经国直接找上门，想要讯问孔令侃的经济活动。不料孔令侃对他颐指气使，直言＂我是蒋委员长的外甥，你管不了我！＂更有甚者，孔令侃当面痛斥蒋经国＂不学无术＂，竟敢妄自尊大。

可见，即便是亲王亲帅蒋经国，在孔令侃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一次次的失手，让蒋经国对整顿上海的信心渐失。有人曾目睹，蒋经国在一次酗酒后，竟自嘲＂亡国了＂。

蒋经国本想借助军阀冷罗锡的力量，压制孔令侃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但冷罗锡早已是孔令侃的马仔，哪里还肯效忠蒋经国？蒋经国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计划。

另一方面，蒋经国也曾试图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孔令侃无立足之地。他故意将孔令侃囤积的大量黄金和美元曝光在媒体上，却终究无法扭转孔令侃＂遂了亲财之实＂的恶名。

1948年9月，孔令侃被上海地方政府查出非法囤积了大量汽油和食盐。然而，监察院对此事的彻查很快就陷入了僵局。原来，孔令侃凭借与蒋家的渊源，早已将上海地方官员玩弄于股掌之上。

总的来说，蒋经国虽然身居高位，但在孔家面前连续失利，可谓是＂大权旁落，小人得志＂的最佳写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国民党内部，蒋经国的地位其实并不稳固。家族利益和党争，注定了他的无能为力。

尽管孔令侃的种种非法经营活动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但要正式将其绳之以法，却并非易事。当监察院掀起对孔令侃的彻查时，却遭遇了来自国民党高层的重重阻挠。

1948年9月，上海地方政府接到舆论的指控，着手调查孔令侃非法囤积汽油和食盐的行为。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孔令侃就被上级机关＂特赦＂，这起案件不了了之。

这只是冰山一角。随后，监察院奉命展开了对孔令侃经济活动的全面彻查。首先被盯上的，是孔令侃手中的扬子公司。这家公司在1947年曾利用＂公布前许可证＂的漏洞，大肆囤积物资牟利。

为了遏制通胀，国民党政府一度禁止发放许可证。但在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和宋子良的孚中公司却拿到了112张例外许可证，而且还是按照旧的超低汇率计算。可见其中的利益有多高。

监察院对此展开了持续数月的调查，终于在1949年5月向行政院提交了控告书。然而，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行政院长武绍模，也就是宋子良的亲胞兄弟，竟然对此案置之不理。纵使再三被督促，他也故意拖延、推诿。

这里牵扯到的是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宋氏兄弟作为黄埔老生，掌控着军阀武装力量。监察院发起的这次诉讼，无疑是在直接触及他们的利益根基。作为代价，武绍模不惜阻挠司法程序。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紧接着，监察院又向行政院递交了另一份57页的长篇大论，直指孔令侃在1946年利用家族关系，非法进口549辆吉普车并牟取暴利。

然而，这份材料再次遭到了行政院的刻意冷落。当时，整个行政院早已被孔宋两家的亲信所把持。就连总统府也不例外，蒋介石几次三番亲自维护了孔令侃不受惩处。

在这种情况下，孔令侃丝毫不受约束，其经济活动更是无恶不作。1949年间，他就曾威胁地方官员在政策上予以配合，不然就对上海实施＂肉体阻击＂。可见，如果缺乏最高当局的支持，监察院的控告注定是无源之水。

孔令侃借助家族权势，疯狂敛财并不断侵吞国家利益，这是国民党内部腐败的一个缩影。而他和宋氏家族对抗蒋经国、蒋介石的做法，则凸显了国民党内斗愈演愈烈的局面。

这种内斗不仅耗费了国民党大量财力物力，更严重的是，它彻底破坏了统治阶级的团结。在关键时刻，国民党内部由于权力和利益的博弈，缺乏应有的集中统一，从而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1949年，孔令侃被发现涉嫌在上海非法买卖大量黄金和外汇，并向地方当局发出＂肉体阻击＂的威胁。面对如此公然的挑衅，蒋介石依旧对孔令侃予以姑息。这反映出，即便是最高统治者，在维护家族利益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削弱宋子良兄弟的实力，不得不暗中支持孔令侃的所作所为。双方的互相牵制和算计，让整个国民党上上下下陷入了纷争之中。面对解放军的迅猛进攻，国民党早已无暇自顾。

1949年春，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战役紧跟＂战略。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豫皖、苏北、华东、中原等一个个大战役被迅速展开。国民党在各条战线的主力陆续被歼灭或俘虏。但就在这危急关头，孔令侃和宋子良依旧在上海为非作歹。他们囤积居奇，将大量救济物资据为己有，严重影响了国民党的战斗力。

同年5月，宋子良直接下令炮轰了上海市区，导致大面积平民伤亡。而孔令侃此时也被发现在其租界住所囤积了大量外汇和黄金。在党同伐异的关键时期，他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顾自身私利。

最终，在蒋介石和家族亲信们的荼毒下，国民党腐朽至极，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拥护。解放军得以趁虚而入，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中国。而孔令侃、蒋经国、宋子良则随着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岛内的派系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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