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综合国力？目前我们都具备了哪些条件

2049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研究需要逻辑起点，综合国力的基本理论就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综合国力概念的诠释，理论的展开，测算模型的构建、优化及其应用是本书的逻辑顺序，研究涉及的学科体系众多、素材广泛，知识面要求也庞杂丰富，相当多的理论工具要运用其中。而所有这些构筑起来的结构框架需要建立在牢固的理论基石上。综合国力的基本理论包括：有关国家的要素、本质与职能，有关综合国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其与其他概念的关系。

综合国力是一个中性词，它不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左右。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发展，需要综合国力支撑，你不强，别人就强于你。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把本国的综合国力概念和其他国家的对立起来，那样只能把自己的研究推向实践上不能接受、理论上不能解释的死胡同，研究出来的结果也毫无意义。

实际上，无论哪个国家，研究综合国力的目的首先都是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然后是增强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增长，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成为工业制造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人民币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结算中所占比例逐步提高，并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货币，被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国的“势能”逐渐显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否认这一客观事实，就背离了增强综合国力的原本宗旨，这样的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前，世界虽然已是全球化的文明社会，通过一些国际对话、协商、调解、谈判、判决等机制尚能解决部分国际纠纷，战争一定程度能避免，但大自然的“丛林法则”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仍然有用，现实中表现为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的领土争端、领海争权、资源争夺。因此，我们需要先了解综合国力的相关概念和特征。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点上所能调动和发挥的国内、国际所有资源及潜力，并通过一定的体制机制（制度供给、政府能力、民众能力、社会文化），使其转化为包含有关要素力量在内的一种综合矢量，这种矢量就是一种对内提供良好治理，确保社会安定、国民安逸，满足国民需求，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对外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倡导和捍卫国际正义，并通过比较或直接较量，让别国心理上认同、接受，行动上不敢轻易侵犯其国家利益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它的大小强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述概念来看，综合国力包含如下基本内容：

第一，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博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综合力量，表现为一种“力场”中的矢量形式，具有大小、方向和作用的力。综合国力主要表现为动态变量，但又可以度量和测算。

第二，综合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表现为由诸多要素构成的非线性动态系统。它既包括具有物质形态的“硬实力”，也包括精神智力形态的“软实力”，还包括如何巧妙地利用形势和环境趋势协调软、硬实力的“巧实力”；既包含自然因素，也包含社会因素，还包括国民的心理和精神因素；既包含实力，也包含资源，还包括由资源转化为实力的机制。诸多要素下面有若干个子要素，它们共同构成综合国力的系统。系统的非线性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发展速度在时点上不是均衡的线性，也意味着各构成要素无法均衡地找到综合成合力的最佳平衡点。因此，顾此失彼、孤立地强调任何单一的要素（比如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实力）都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即使是某些威慑很强的力量（比如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第三，综合国力既关乎整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和威慑力，也关乎国内民众生产生活所依据的力量来源。综合国力发展的目的就是对外独立，对内支持。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不仅产生对外强制的威慑，使别国的外交军事、经济贸易等行动受之影响，而且对内产生有力的引导和支持，使个人和组织的经济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受之影响；同时，一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也使其在国际上获得安全感和更为有利的竞争态势，在国内更能稳定社会秩序，为发展营造和平的环境。

第四，综合国力由历年积累的存量国力和一定时间段内新创造的国力两大部分加总而成。两大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通常是国力创造决定国力积累，同时国力积累又反作用于国力创造。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使国力创造与国力积累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或两者相互强化和促进，或相互弱化和矛盾，综合国力总量因此受到相应的影响。

第五，综合国力的积累和创造不仅要靠全体国民的努力工作，更要靠能使资源和潜力转化为现实实力的良好体制与机制。资源和潜力固然是综合国力不可缺失的根本，但良好的制度，特别是政治法律方面的体制与机制，能最大限度地争取资源，充分挖掘潜力，广泛调动积极性，最终转化和聚集为现实的国力。

第六，综合国力竞争战略强调不同时空内竞争与协作的有机统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性增加，国与国之间一方面具有激烈的竞争性、相互排斥性和对抗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日益增强的合作性、相互可比性和相互影响性。激烈的竞争对抗能促使各国感到外部压力，不断刺激本国增强国力的欲望和诉求，防止落伍挨打。同时，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能促使各国增加内部动力，不断积累资源和提高本国发展国力的效率。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融为一体，成为当代综合国力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新趋势。正确把握好这种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获益。

综合国力是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强调国家力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它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获取国家利益的因素，是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外交和国民素质等各方力量的合力所产生的系统效应，同时也并不放弃在其中几项根本性或具有本国特色和优势的重点力量上的集中突破。这是综合国力提高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它提醒人们在衡量、观察、理解、思考国家实力的时候应该既要采取全方位、全视角的方法和态度，又要处理好重点和非重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从而把握全局，突出重心。

综合国力是一种系统的、时间性的、动态的综合力量，是在系统与外部的交流和系统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国力是一个系统，不是其构成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和运行规律的整体，其功能的状况或水平不仅取决于其构成要素的状况或水平，更取决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及其耦合机制。因此，综合国力水平既有大于其构成要素之和的可能，又有小于其构成要素之和的可能。这就要看如何将资源或潜在的基础性实力最大限度地转化成现实的综合国力，并协调各构成要素，使其总体力量大于各部分力之和。综合国力具有时点上的差异，不同时点的综合国力是不同的，取决于各个时点国内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态势和国际形势的走势。因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总体上看不是线性的、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综合国力不仅关系到一国的生存和发展，表现为对本国国内社会的贡献，还通过国家间竞争和互相影响，直接表现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综上，本书认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呈现出综合性和概括性、战略性和强制性、科学性和协同性等特点。

综合国力有潜在综合国力与现实综合国力之分。现实综合国力是指构成综合国力各要素已经具备的实力和各要素之间有机组合所显示出的整体实力，也即一个国家在现实中存在的实力。本书所认定的现实综合国力就是2010年中国的实际综合国力，表现为2010年国家在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和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力量。潜在综合国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但尚未获取的、尚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或实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和制度改进能使那些可以利用的资源逐步转化为要素实力，从而使整个要素系统组合功能得到增强。简言之，潜在综合国力是指未来某一特定时期，由于制度、规则、机制、方法的改进，各种各样的要素实力发生变化而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潜在综合国力测定实际上是对未来综合国力发展趋势的预测。本书拟认定的潜在综合国力就是指由于国力转换机制的效能问题，该出现但没有按预期充分展现的综合国力。未来中国要努力通过转换机制的效能提升，把潜在的综合国力增强因素释放出来，使那时的现实综合国力基本等于潜在综合国力。

显然，研究综合国力，深刻认识综合国力的丰富内涵，必然要涉及一些相关概念，这些概念都是与综合国力密切联系的各类相关要素。综合国力与这些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综合国力与国家利益

综合国力与国家利益关系密切。在综合国力与其他众多范畴的关系中，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国家利益”一词的准确界定比较困难，不同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一样，不同学者对“国家利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认为，现代国家对外政策的一系列目标中，有三大基本目标构成国家利益的主干：一是提供军事上的安全，二是维护政治上的完整，三是促进经济上的繁荣。国内学者王容成认为，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学者郭秀清和牛冬梅发文指出，国家利益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的利益，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复杂关系，一切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等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具有好处的事物，都是国家利益；任何国家利益也都是满足或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需要并且对国家有好处的事物。[1]当然，这种事物既可以是实体性的实物存在，也可以是过程性的事件存在；既可以是物质性的存在，也可以是精神性的存在；既可以是已经或正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存在，也可以是能够满足国家需要的存在；既可以是现实的存在，也可以是潜在的存在。[2]总之，国家利益极其重要，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属于核心目标，“国家利益是国家间互动最重要的驱动因素”[3],“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在国际政治中，实际上的最后语言就是国家利益”[4]。

尽管“国家利益”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归集起来，从分布上看，国家利益有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有政治外交、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利益。经济方面，有人口、资源、发展环境、投资、贸易、货币、产业国际分工协作等等；政治外交方面，有国家的国际社会地位、地缘政治利益、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制定权、国际条约规定享有的权益、外交上的默契和配合、本国国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文化方面，有民族文化艺术在世界上的传播、文化影响力的辐射、国家的文化标志、国家的历史文物遗产等等；军事方面，有军事威慑力与影响力、军事武器技术秘密、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同盟、军备的国际采购等等。从时空上看，国家利益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有局部的也有整体的。短期的汇率下跌或上升，给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带来损失或盈余。长期的科技发明创造给民族产业带来远期的无限收益。国家对外援助，是局部与整体的权衡，局部上是国家资财出让，整体上是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协作利益服务。

综上，国家利益非常重要，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由于国家处于一个自助系统中，所以必须使用自己的综合国力以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5]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其他力量综合起来的国力就是综合国力，它是捍卫本国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和影响别国的能力，是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保障。国家利益可以通过运用综合国力及其影响力来实现。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达到一定程度，对外追求国家利益也有了相当需求，在国家议事日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和国际政治交往就会有日益提高的话语权。例如，某些大国在科技实力飞速进步的条件下，其重大国家利益要求可能延伸至别国所不能达到的深海洋底、极地和外太空等以往无法想象的“高边疆”；其具备了综合国力中的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就能主导本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事务，也会更加关注本国所在区域以外的热点冲突，所有这些都会给它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好处。因此，国家利益的实现靠的是综合国力，要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巩固综合国力。实现了的国家利益可以转化为综合国力，继而增强原来的综合国力。

2.综合国力与国情

研究综合国力必须把握好国情这个基点，两者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的总称，也特指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6]一个国家的国情反映了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和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概况，它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资源环境、人口、政治权力、经济情况、历史、文化思想、民族和宗教、军事国防和对外关系等内容。显然，从概念和内容上分析，国情与综合国力有许多区别，例如，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反映国情的因素就没有充分反映在综合国力中。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国情是国家历史和现状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国情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综合国力是以力学的形式来表现国情中所含有的各种能量。因此，认识综合国力必须以认识国情为基础。从外延上说，综合国力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涵上说，综合国力与国情是密不可分、内在相连的统一体。研究综合国力必须研究国情。另外，要正确认识国情，又必须准确把握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的诸要素中，有些要素，如制度、外交和对国际机制的把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是客观存在的软实力，但是无法用数字表示。

3.综合国力和国家权力

所谓国家权力就是命令别国做事的能力，或者要求别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实力，是“一个国家控制别国的一般能力”[7]。“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者使他国不敢去做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地诉诸武力。”[8]综合国力是相互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概念，正是由于各国力量的相互比较才产生了综合国力的排序。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权力的后盾，国家权力又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前提。国家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追求国家权力永远是国家行为的直接目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要靠国家权力来维护，要使国家权力的运用得到确实的保证，就必须努力提高综合国力。否则，就会陷入落后挨打的地位。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以一国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和支撑的，行使效果如何反映了该国综合国力的强弱。

4.综合国力与全球影响力

随着交通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国家的影响力能遍及全球，这就产生了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国家的全球影响力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对外交往中，为体现国家价值与理念，运用所需手段，使全球范围内各国的行动与思维发生变化或产生认同的能力。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是真实存在并可以感觉到的。例如，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其全球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但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内涵复杂，总体评估难以确切量化，有关分析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概念或事实认定而派生，如国力、权力、机制、国内外联系程度、相关政策运用与行为方式的效力等。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密切相关，一国的全球影响力需要其综合国力来支撑、提升。反过来，综合国力往往通过全球影响力来显示、扩大，两者互动，相得益彰。如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及后来的对外投资）骤然上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实力的增强。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强，这进一步使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大大增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对世界性事务的参与也日益增多。在全球影响力广泛的G20机制中，中国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这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结果。同样，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不仅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综合国力），也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有巨大促进作用。如人民币2015年成功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人民币将来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工具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借贷标的，并努力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完全有可能，这就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之一。这种影响力也将有利于中国利用货币资本力量配置全球资源、发展经济，继续推动综合国力越来越强。

5.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内涵不同，按照国际竞争力的排名，小国可能比大国更有国际竞争力，穷国可能比富国更有国际竞争力。如中国是大国，2004年中国综合国力排名全球第7位，但国际竞争力却不如许多小国；而新加坡是个小国，其国际竞争力却排名全球第二，综合国力排名却较为靠后。因此，两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它实质上反映了综合国力发展的速度。”[9]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和条件往往突出地表现在国际竞争力上，国际上已经比较普遍地重视对国际竞争力的测定，相应地，愈加重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际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和人均量增长速度。综合国力具有系统性，与国际竞争力关系密切。综合国力是动态的，它不断变化和发展，而决定综合国力变化与对比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基础，国际竞争力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说，综合国力侧重于衡量现在的状况，注重于总存量和人均存量，而国际竞争力则是注重于预测这一总存量及人均存量的增长速度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故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竞争过程中占有或保持一定的相对优势地位，不仅要有雄厚的综合国力，还要有超众的国际竞争力。[10]

6.综合国力与国家行为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国家行为”，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一个国家最高执政当局对外对内的所作所为，我国也有学者称其为“统治行为”“政府行为”。在国外，其被解释为“与国家的重要政策有联系的行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及国家统治之根本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最高机关（国会、内阁等）的行为”等。这都说明了国家行为具有的特殊性质。综合国力与国家行为互为支撑、相互影响，国家行为受综合国力的制约，尤其是国家对外行为。主要表现在：

其一，综合国力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任何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要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地位，与行为对象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实力进行力量对比，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并运用本国的实力实现其战略目标。例如，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并走向边境武装冲突，军事政治全面对抗。当时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和苏联比弱小很多，中国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甚至核武器威胁，因此，中国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暂时同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外部力量制约苏联，以弥补自身综合国力的不足，有效应对苏联。正是因为中国基于当时国力的状况做出对外政策的改变，推动了1972年中美两国结束对抗，走向和平交往。

其二，综合国力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应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多种因素，而实力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力地位的不同，综合国力诸因素上的优劣，决定了某一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侧重点，有的以采取经济方式为主，有的以采取军事手段为主，也有的以政治协调方式为主。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美国综合国力强大，尤其是军事实力遥遥领先，遇到国际争端则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例子。日本由于受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其政治军事力量先天不足，但经济、科技实力强盛，对外的国家行为一般以经济外援换取其所需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

综合国力对国家内部行为也有制约作用。国家对内的行为可称为“政府行为”。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强大可以使国家治理更具有合法性，国家政权更稳固，更有利于政府采取对内的领导和管理等行为；反之，综合国力衰弱，政府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国家行为的能力与效率必然低下。

7.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能力

国家战略能力一般是指国家组织、协调和运用国内外战略力量，预防和应对各种重大威胁，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既包括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营造和形成有利的安全战略态势的能力，又包括国家在战争状态下进行战争、赢得战争的能力。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以及对综合国力的调动与运用。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是一对联系极其密切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基础与运用的关系，即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基础和依托，综合国力越强盛，国家战略能力也更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收到预期效果，脱离综合国力这个“基础”和“依托”，国家战略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恰如西塞罗所言，“没有实力，何以对付实力？”[11]因此，国家战略能力的发挥离不开综合国力，也不能脱离综合国力这个基础性条件。

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战略能力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国家战略能力的发挥程度与该国在一定时期的综合国力大小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越高，它的战略能力就越强。但综合国力作为一个整体不直接等于战略能力，也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还需对综合国力进行充分调动和运用。这种调动和运用能力，包括战略动员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前者是为应对各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危机、冲突或战争所采取的统一调动综合国力中的硬实力（人力、物力、财力）和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外交和国际制度掌控力）的紧急措施，巧妙地将各种战略资源转化成能够立即被调用的战略力量。后者是指在预防和消除国家面临的重大威胁时，体现出的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战略力量的艺术，它取决于国家的战略意图、对国内外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控、最高决策集团的智慧和参谋集团的素养。

与此同时，国家战略能力是综合国力增强的工具和手段，影响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发展，国家战略能力的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或制约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家战略能力又是沟通和连接现有综合国力与未来综合国力的桥梁，即现有综合国力→国家战略能力→未来综合国力。[12]

[1] 郭秀清，牛冬梅.中国国家利益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地位与作用[J].理论月刊，2007（07）.

[2] 国家利益，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3557.htm。

[3] 李少军.论国家利益[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3（1）:4-9.

[4] 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54.

[5]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Addison-Wesley,1979:131.

[6] 聂月岩.邓小平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方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S5）.

[7] 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克莱因.80年代的世界权力趋势和美国对外政策[M]//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 综合国力的概念分析，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95793.htm。

[10] 王容成.浅析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J].教学月刊（中学版下），2005-05-21.

[11] 肯尼思·N.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M].倪世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2] 詹家峰.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关系浅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5（4）.

就目前对综合国力的内涵叙述和分析研究来看，所有学者都认可综合国力不是只有一种元素的“单质”，而是由不同元素组成的一种“化合物”，它是一个巨大的包含众多复杂子要素的母系统。子要素的界定是个复杂的问题，各国学者，由于价值观、文化背景和国力基础的差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差异很大。

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包含哪些内容？由于西方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国情和研究目的不同，答案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综合国力大致被分为“实”的物质因素与“虚”的精神因素两大部分。物质因素的力量被称为“硬实力”，精神因素的力量被称为“软实力”。只是不同时期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时代越是发展，制度、文化、国家形象等精神因素的力量越受到重视。下面简单介绍西方学者对综合国力构成的主张。

首先看西方早期学者、国势学派的创始人、德国著名学者海尔曼·康令，他认为综合国力包括4个因素，即物质因素（国家的土地与人口）、形式因素（国体与政体）、动力因素（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目的因素（建设国家的目的），并且解释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国势学派继承者、学者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主张从“基本力”“结合”“行动”三方面来考察国情国力。“基本力”包括土地、人口、生产资料和通货四方面，“结合”是指国家政权如何结合这些基本力的情况，“行动”是指国家政权在一定目标下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力的情况。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派克曼把国力要素分为10项：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对以往的各种综合国力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并概括了近代综合国力的各种构成要素，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实力、军备状况、人口数量、民族特性、民心、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1]一方面，摩根索提出的9个要素中，后面5个都是关于人的要素；另一方面，摩根索十分重视非军事要素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这一点与二战前人们普遍以军事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不同。

法国学者、历史学家雷蒙·阿隆把综合国力归结为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二是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三是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2]

考克斯和杰考伯逊对国力构成要素选取了5项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GNP、人口、核能力与国际威信。

1964年，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尔出版了《国际关系论》一书。约瑟夫·弗兰克尔认为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包括人口、地势、经济、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心理与社会因素、国际战略地位。同传统的综合国力理论的构成要素相比，他的研究突出了社会心理因素对综合国力的影响。

1972年，J.P.考尔将国力要素分解为领土面积、人口、钢消费量、标准能源消费量、国民生产总值和总军事力量6个指标。

威廉·富克斯提出的国力构成要素较为简单明了，他认为国力的主要要素有：国土、人口、钢、能源和GNP。这些今天看来一般都是有形的硬实力。

美国综合国力研究学者克莱因主张国力由基本实体（人口和国土面积）、经济实力（GNP、能源、矿产、工业、食品、世界贸易）、军事能力（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战略目标和追求国家战略意志等五个主要要素构成。前三者属于物质要素，后两者属于精神要素。[3]

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综合国力测算包括的要素有国际贡献能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生存能力（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实力、国民意识、友好同盟关系），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实力、外交能力）等，主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两方面。同时，该研究所认为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和重点，其他要素都是对经济要素的必要补充。

阿史利等人认为，国力来源于技术、企业、资本等，国力的形成过程主要取决于政府业绩，而国力最终的表现是军事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S.奈则认为，可以从拥有获得想要结果的资源力上看国力，也可以从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上看国力，包括武力胁迫、经济收买或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其他国家实现自己的想法。归结起来，他把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分为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家机构的程度等。

英国学者理查德·穆尔认为国力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力量组成：一是形态方面的力量，包括国土面积大小、国土形状、区位以及国家的地形特征；二是人口方面的力量，包括人口数量、人口技术水平、人口健康状况、人口结构、人的精神特征、民族特性；三是经济力量，包括商业性资源及其被利用的效率、技术传播的速度和贸易关系；四是组织力量，包括政府的结构及管理水平、政府的稳定性以及政府在国内外获得的声望；五是军事力量，包括武器与军事人员的数量、类型和质量，以及通常的战术和战略特质；六是来自外部关系的力量，包括该国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其作为国际组织和联盟的成员地位，诸盟国的力量与可靠性，以及其国际威望。

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国力：一是形成国力的资源，二是国力的形成过程，三是国力的外在显示。

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联合发布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从国际竞争力和政府作用的层面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划分为：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程度、科学技术和人口结构素质8大模块。

以上是外国学者或机构具有代表性且对综合国力研究有较大影响的几种看法。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西方学者提出的综合国力理论及其构成要素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迭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学者在研究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时，都侧重于人口数量、领土规模和军事力量等传统要素。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综合国力，主要是对外施加强制性影响的能力，主要是指军事实力。这种观点反映到实践中就是突出综合国力中的军事要素，把其他非军事要素作为军事要素的来源。这与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环境的认识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西方综合国力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自然也就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二战后，西方有关综合国力理论的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侧重单纯军事力量的倾向，更加重视综合国力中其他非军事要素的作用，强调综合国力中物质基础（人口、领土面积、资源）和精神力量（国家意志、心理、民族素质）等基本要素在国际政治中的综合作用。这些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发展特性，尤其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们认识到，核武器不仅是遏制对方的一种手段，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大国拥有核武器的主要意义反而在于遏制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因此，在综合国力诸要素中，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比重相对提高，并且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军事实力不再是国家实力的唯一指标。

我国研究综合国力的时间相对较晚，最近几十年才陆续有学者关注综合国力及其要素的问题，他们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下面选取几个学者的观点。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春秋在《综合国力论及其对我国发展战略的启迪》一文中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自然力、人力、经济力、科技力、教育力、国防力、政治力。这些要素可以再细分若干个具体指标”。[4]

张文奎在其综合国力的构成研究中选择了国土面积、人口、GDP、能源消费量、粮食产量、军事能力几个指标。[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玲认为，把综合国力当作一个生产系统考虑可以更好地理解综合国力的结构。从国力形成过程来看，国力结构包括国力资源、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外在显示的国力。国力资源是国家力量形成的基础，政府的调控能力是形成综合国力的关键，外在显示的综合国力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

邵光田认为，综合国力主要由物质性要素和精神性要素两大子系统构成。其中，物质性要素是构成综合国力的主体和核心，是精神性要素的基础，包括人口、国土及自然资源、经济、科技与教育、军事；精神性要素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它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政府组织管理能力与办事效率、民族性格与国民士气。[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天然在《关于综合国力问题》一文中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础实力（包括地理位置、具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人口、资源、民族凝聚力）；二是经济实力（包括一定规模的工业实力、农业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商业实力）；三是防御实力（包括战略物资、技术、一定规模的陆海空常规武装力量，乃至合理足够的核打击力量）；四是外交实力（包括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与立场、对外交流及对外援助等）。[7]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崇北等在《威慑战略》一书中指出，综合国力的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的基本资源（主要包括领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天候、地形、国家控制的地理疆域之外的战略疆域及其资源）；人口；经济力量（包括经济实力和潜力）；科学技术（包括国家的科技队伍、科技装备、科技结构、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水平等）；国防能力（包括军事实力和一定的军事潜力、军事理论的发展水平）；政治力量（包括国家性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国家的领导与组织、政府决策能力等）；精神力量（包括人民的信仰与信念、民族精神和意志等）；对外关系力量（包括国家对外政治关系、对外经济关系、对外军事关系等）。[8]

黄硕风在其综合国力研究中建立了由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资源力、政治力、外交力、文教力7类29个指标构成的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

王诵芬等人在其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中，建立了由资源、对内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8类85个指标构成的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认为，综合国力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国土（含领海）面积及其地理地位；自然资源；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国防或军事力量；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政治路线、基本方针、政策；国家外交政策；国家领导体制及主要领导者的意志和能力；盟国或国际援助；其他因素。在构成综合国力的诸要素中，经济要素是基础，科技教育要素是关键，政治军事要素是重要保证，领导力是各种要素能起统一作用的重要条件。

[1]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汤普森，克林顿修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 参阅克莱因《世界权力的评估》及《80年代世界权力趋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等书中的“国力方程”总结得出。

[4]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 综合国力研究的重要意义[EB/OL].中国网，（2012-10-31）.http://www.china.com.

[6] 邵光田，等.综合国力测定方法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1996（03）.

[7]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必须借助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国力评价本身主要起指示和标度的作用，作为一个衡量评价指标体系，它本身不应包含解释的功能。因此，在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并不是指标越多越好，而是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可比性等原则，避繁就简，通俗易懂。

1.科学性原则

综合国力学是一门科学，其研究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专业学科研究，科学性是它的首要原则。综合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必须首先明确评价指标的含义，所选立的各有关指标能真正揭示综合国力的真实来源、产生过程，并对综合国力的整体值有明显的贡献。在所选择的各指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能反映综合国力的完整内涵，揭示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尤其要仔细研究各项经济社会指标能否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2.系统性原则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实际综合力量，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又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系统。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根据系统科学的原则，既要涵盖物质形态要素，又要包括精神形态要素，同时还要反映各个方面的非线性动态关系。

3.可行性原则

从理论上说，可以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指标体系来完整地描述综合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因为不能获得数据支持而无法实现。因此，指标的选择要适度，既要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又要使资料来源具有可行性。

4.可比性原则

测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离不开横向比较，要选择类型、发展程度等相似的国家进行比较，又要与世界强国进行指标对比。指标的可比性和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决定着研究结果是否真实可信以及能够使用的范围，这是设计指标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原则。

尽管中外学者对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在认识上存在着一些分歧，但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应该既要有有形的、物质的要素，又要有无形的、精神的要素。前者包括地理条件、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军事力量等，后者主要指政治制度、政府效能、民族传统、国民精神、战略目标、对外关系等。目前，除了确定由于有形要素在选择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各自对综合国力的测算结果差异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确定精神要素如何作用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例如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政治体制机制、社会动员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对这个国家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否有重大影响，而对这些精神要素研究得不够深入或未能处理好其与物质要素在综合国力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必然影响综合国力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另外，在不同时代、不同国情、不同国际环境下，在综合国力的要素选择上也必然不同。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由于综合国力是国家这个系统各种功能的综合，是系统整体性的反映，而系统的整体功能是构成系统的各要素有机结合所产生的，因此，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实际上包括国家具有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要素。但在系统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要素作用的层次性，在分析综合国力时，应该选取对国家各种基本功能有决定影响的基本要素，再研究每个基本要素应由哪些次级要素（因子、指标）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