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
新桂系于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打败以后，局处广西一隅，然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交替上演，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前后，矛盾激化，争斗达于高潮。一九四八年年底,白崇禧利用淮海战役胜负未决的时机,迫使蒋介石又一次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位，桂系又一度名义上掌握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政权。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过程中是策划人之一，后来又是李宗仁所派和平谈判代表之一,现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追记于下。
一、坐观风向待机而动
在记述这一时期的史料之前，先得谈谈我自己在那几年的活动简况以及所见所闻,俾可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正当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节节失败之时,我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坐在一旁观望风向。张群当行政院院长时，极力保荐我当粮食部部长，要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蒋说:“季宽(我的别号)近来有些变样了，我看他不定会干的,最好先征求他的同意，免得把任命状退了回来不好看。”于是张群派徐堪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本着旁观的主意推辞不干。徐堪大为生气，说:“你与岳军(张群别号)先生这样的交情,与委员长这样的关系，现在正是紧要关头,你想置身事外,怎样对得住朋友,对得住党国!谁都知道你对粮食素有研究，都希望你出来负此重任!”他接着又说:“假如财政上有困难，我一力承担。”他这时任财政部部长，说这话时还拍拍胸膛。他见我仍是摇头，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对我说:“你不愿干,我怎样回报委员长和张院长呢!”但是,随他怎么说,我仍是坚决不干,他只好拂袖而去。
一九四七年年底,据说明年定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这样，我想用来观望风向的地位(那时我任监察院副院长),不复存在了,我又作什么打算呢?
我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干什么好呢?那时,正值要选立法委员，我想当个立法委员很好，既不要负责,又便于观望风向，还可以“放大炮”攻击别人。这不但与桂系历来的立场相符,并可凭借桂系的本钱搞出一些名堂来,于是我决心“竞选”立法委员。
我既想“竞选”立法委员,自然也得学学欧美的民主选举方式,回到自己的选区(广西梧州、玉林地区),进行竞选。于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乘飞机先到广州。那时广东的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是“国舅”宋子文。我到的那天正是星期六，宋子文到香港渡周末去了。据说，宋子文自到任后，对广州的生活不习惯，每星期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星期一上午才回来。因此,那天到机场来接我、的只有绥靖公署的五个副主任，还有省府人员和我在广州的一些友人。
宋子文之到广东当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原因是很复杂的。第一,宋子文原是回都后的行政院院长,自被孙科的立法院迫下台后，没有什么事可做，蒋介石一时又无法安置，只好安排他
到广东去。第二，广东内部军人派别斗争闹得很厉害，各不相让。广东自大革命北伐后,一直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系统所争夺控制。始初以李济深为首，统辖广东军民两政，后来日益发展，遂分裂为以张发奎为首的前方第四军(陈铭枢的十一军,亦为前方四军发展出来的,以后成为十九路军),和以陈济棠为首的后方第四军。陈济棠统治广东的时间最长,陈倒后为余汉谋。一九三〇年，张发奎曾联合桂系欲以武力夺取广东，失败后仍不甘心。抗战前期利用汪精卫的关系,前方四军系统的李汉魂争得省政府主席，虽说团结抗战,而余汉谋、李汉魂内部之争仍是很剧烈的(亦即前方、后方四军之争)。李汉魂表面似很老实，而内心计谋颇深，是前方四军政治活动的核心,而且旧文字亦很来得。一九二九年,张发奎在宜昌的讨蒋通电,就是他的手笔。他的夫人吴菊芳,是当时妇女活动的头面人物。她的活动不仅是妇女方面,而且涉及全国政治方面。广东省府迁驻韶关时,吴菊芳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尊称她为“吴菊老”。
蒋介石将宋子文放到广东去,表面上虽为调和双方的斗争,而实际上是想由广东佬的手里把广东军政大权夺回来。蒋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余汉谋升为空头的全国陆军总司令，而实际上余汉谋只能在浙江衢州任闽浙边区绥靖主任。蒋随后又委张发奎为广东，绥靖主任兼胜利接收大员。这样，广东省的军政大权似乎尽落在前方四军的手里，因而更引起后方四军系统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于是又借着接收敌伪财产(以陈璧君为最)的大贪污案，把黄埔系的绥靖副主任莫予硕枪毙。这个大贪污案,张发奎虽没有受刑事处分，但不能说没有责任和关系，于是张(绥靖主任)、李(省主席)的地位都动摇了。蒋介石岂肯再让其他广东佬来做，遂造成宋子文一箭双雕的机会。第三，宋子文认为广东是一块肥肉,那里的敌伪财产仍旧不少,尤其是香港广东银行的外币存款很多，他要拿到手里作为资本(后来宋成为广东银行终身董事长)。第四,那时蒋介石见北方的军事节节失败,为了巩固后方“革命”策源地起见,遂把他的大舅子拉出来,认为宋子文原籍琼州是可以堵广东人的口的,以为这一下就把广东的内部问题解决了，把广东和南京中央打成一片了，作为反共可靠的大后方了。
宋子文对于广东省政府，自有他的一套人马，是容易解决的，而对于绥靖主任则煞费苦心。他对于军事,以前虽有过野心,想办税警团独树一帜，却为蒋介石及黄埔系所粉碎了。这时他当然再不敢把那一套搬出来，于是设了五个副主任算是他的助手。五个副主任是什么人物呢?香翰屏既代表陈济棠派又代表余汉谋派。章达也是这一派的。邓龙光是兼代表张发奎、薛岳派的。徐景唐是代表李济深派的。梁华盛是代表黄埔系的。这五个副主任，广东社会上叫五条裤(粤语副、裤同音),也就是说宋子文的绥靖主任是穿着五条裤做起来的。
在广州,我还见到李大超和他的老婆王孝英,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委，王孝英还兼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此外,我还见到吴铁城的胞弟吴子祥(广州税务局长)。这些人是以前同我在上海玩惯的朋友,他们请我到爱群酒店八楼去跳舞。他们是那个酒店的股东，由南京国民党中委陆幼刚出面做经理。在跳舞中有人对我说:“要跳就多跳几晚吧!再过几日就没得跳了。”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宋主任命令广州从明年一月一日起禁止跳舞。”又骂他:“蓑仔(指宋)!个个礼拜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难道不是和女人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舞呢!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次日，
李、王、吴请我对宋子文说,最好收回成命,或展期执行。因为广州舞女总数在五百以上,一个舞女养活五口之家，一下禁绝了,又不能迅即转业，这样马上市面上就有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的人数总在三四千人以上，这样多失业的人怎么得了。王孝英说:“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我想我正想当立法委员，代表“民意”何妨就拿这件事“为民”请命呢!
宋子文由香港回来了。我照例要去拜访他，除了一般应酬话之外,我问听说广州快要禁舞了?他说:“是的。因为有人(可能是指陈济棠,因陈济棠统治时期是绝对禁舞的。广州的舞禁是抗战胜利后才开的)打电报去南京，南京有电报来要禁，不得不禁。”就他言外看来,禁舞是被动的。我说:“跳舞如要禁的话,也不能禁得过急,否则会造成社会上许多人失业，于省政税收固然是不少损失，于‘剿共’更是不利的。”我又说:“上海靠近南京,那里不是日夜照样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呢?”他说:“这事我没有成见，是南京来电要禁。既然季宽先生你说上海还没有禁,那末,在广州把禁舞日期展长一些，再看看以后的情形好吗?”他算是答应展期了。
我认识宋子文二十多年,在财政方面同他打了不少交道,颇知道他的脾气。他有时固执己见,一点也不能通融,有时也很好商量。一九四七年夏天,广西西江上游遭了大水灾,当然广东下游也受到影响。我在上海筹集赈款，请了上海的闻人和有名艺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孟小冬等参加助赈。我去同宋商量,组织一个两广水灾筹赈委员会。他同意了,并说这样做筹不到几个钱,最好请政府准在两广货物税上加几成，收几个月,大笔的款就有了。他还说他可以向财政部说，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他所以慷慨答应负责，并不是为了两广的灾民,而是于他个人大有好处。
一九四八年元旦，宋子文在省府开了一个盛大的茶会。过去长期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和刚被宋子文挤下台来的前广东绥靖主任张发奎,还有我,都到会。大家见面，说说笑笑,举杯预祝“戡乱”的胜利，其实谁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我随即坐飞机去桂林。
由广州到桂林,飞行不过一个多钟头。我心里想,这是抗战后交通进步了吗?其实不然。抗战胜利了几年,地面上的公路交通尚未修复,而且不论水路陆路都不很平静,大有行路难之感。粤桂航空线不过是为便利粤桂高级军政人员的来往而已。
我到桂林,由飞机俯瞰全城,大有今昔沧桑之感。整个桂林城，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三。听说柳州更惨，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二。广西四大城市,桂林、柳州竟是这样,然梧州、南宁曾被日军占领比较久,而破坏反比较少,真是奇怪。次日我到丽泽门外看看我那间屋，只见一堆碎砖瓦砾。我想这到底是日本鬼子烧的呢?还是执行焦土政策的人烧的呢?只有天晓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桂林,难道光靠那几座石头山就说是美的吗?相反地,榕湖、杉湖等地，临湖的新洋房早盖起来了。后来我写了一首《念奴娇》,有句云:“指点榕湖杉湖边,楼台李白,劫后嘲新建。”写到这里不胜感叹。
不久,我由桂林坐汽车经荔(浦)蒙(江)公路去梧州,回我的老家容县。这个地区(梧州、玉林)破坏比较小。据说是由于军长梁朝玑执行焦土政策不彻底,因为他是北流县的人,不肯在家乡进行大破坏,甚至有些很大的公路桥都未有爆破。当地的人真感谢他，否则回去不但汽车没得坐,连屋都没得住了。
我是容县人，少小即离开家乡，虽然在广西打了几年仗，还主政了几年，很少机会回乡,这次回去已隔别十五年了。对容县我是陌生的，但家乡的情况我是记得的。
容县是封建地主的典型县份。据说，容县于一九五二年进行土地改革时被划定为封建典型的县份。中国共产党为了注重这个地区的改造工作，特把梧州专区改为容县专区,专员公署移驻容县城(专署原驻梧州)。容县是粤桂边界上的一个县，与岑溪、北流、平南、藤县等地相邻,是人多地少的地方。据旧说仅有三十四万亩田地,而有四十多万人。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每人分不到一亩地。前清光绪末年，地方大乱，土匪蜂起，来了几任酷吏，大肆屠杀。一部分贫民被迫出走去南洋当“猪仔”，所以目前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华侨仍以容县籍为多。一部分有钱人，则以兴办学校为子弟向国内谋出路，国民党时代前后出过三个省主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出过若于名将军(据有人统计过仅次于湖南醴陵县)。容县人是习惯聚族而居结为姻戚的。这些人员贪污得来的金钱与新式的枪枝更助长封建势力的发展。
封建地主主要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据我的了解，年收地租近一百万斤的有一两家(注:容县地主的大小，是以收入租谷的斤数来计算的)，收入近五十万斤者也有几家，收入十万斤以上的人就更多了。我就是收入十万多斤的中上地主。一定有人会说，黄绍竑兄弟作大官多年,贪污所得的钱远不止此数(未解放前每一百斤租谷的地可卖四十元)。我的回答是，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
地主分为个人地主与集体地主。个人地主即土地完全属他个人所有，亦称活地主。集体地主,亦称死地主,即某个大族之中,祖先在地方上有功名有威望又有钱,则他的后代子孙为他建立祠堂，祠堂有公共土地叫做“蒸尝田”,所收租谷作为每年春秋二祭之用，多余的就累年积存下来,越滚越大。即如我这黄族,在我的上代里就有四代的祖先有祠堂，而各代分支里又有他的分支祠堂。如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中国解放,我死后我的子孙也会为我立祠堂作为一个死地主长久剥削农民。
还有一种全县不分姓氏大小合起来的集体祠堂，即全县宾兴馆。这个宾兴馆，县内不论任何族姓，只要缴纳五十两银子，就可把他的一位祖先牌位供在里面。宾兴馆把这些银子收买土地房产,收租放息，用一小部分作每年一次祭祠之用。宾兴馆祭祠的那一天,是县里最热闹的日子,所有全县有钱有势的人都聚集到县城里来大喝大赌,无所不为,以表示各封建势力的大团结。
宾兴馆不但有钱,而且有它自己的武力(团练)。光绪中叶,广西倡办团练，就用宾兴馆的款项向当局购买枪枝弹药。宾兴馆不但获得足够的武器，又把多余的高价卖给各大族。我记得我黄族就领得几十枝长的短的前膛后膛外国造的枪枝，在那时就算是新式武器了。这批武器到了宾兴馆和地主的手里就如虎添翼。
宾兴馆团练总局和各乡的团练分局,还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可以监押人犯,使用刑法,地方案件必须经它的手才能送到县政府去。记得有一个地方讼棍陈子美,当上宾兴馆局董,就私了人命七条。至民国初年,经当事人上省控诉,陆荣廷才把陈子美枪毙了。我在当李宗仁的第三团团长时,驻兵容县，进行剿匪，全靠宾兴馆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与宾兴馆同是血肉相关的地主反动阶级。之后，我与黄旭初先后当了省主席,容县的封建势力更为发展。由此
可见,解放后将容县划作建封典型县份,不是没有原由的。
二、李宗仁与我的秘密谈话
我原来打算走完容县专区各县作竞选旅行,后来只到了北流、玉林、博白，忽接黄旭初由桂林打来电报，说李宗仁要我立即回南京有要事相商。我就停止了竞选活动回到桂林。在桂林，我遇到了主持广西选举的特务头子韦贽唐。韦贽唐当过我的秘书，他私自对我说:“季公想要当立法委员,只须吩咐我们一声就得了，准能选上，用不着亲自出马。费那么大气力同他们竞选,反会降低你的身份,真值不得。”我说:“不这样做做,美国佬不是要笑我们不民主吗!”彼此一笑。
我由桂林乘飞机到广州,本想去香港看看李济深,听听他的意见。他大约在两个月前由上海去到香港，在港组织国民党同志会进行反蒋。他在上海临行时与我约定，必要时我也去香港共同策划。由于这时李宗仁催我趱行,加之蒋帮特务历来把香港当作“疫埠”看待,对出进香港的人都严密注视,因此,为了避免嫌疑，我就不去香港而迳自返回上海。横直我与李济深已有约定，我要混到最后才到他那里去。
我刚回到南京，李宗仁由北平派专使李扬送来密信。李扬这时是李宗仁的机要处处长，以前曾当过我的密电室主任。由此可见,李宗仁把这信看得十分重要机密，才派这样彼此信得过的人来送这信。李宗仁在信里说,他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有:第一、李在北伐初期就当了第七军军长(八个军长之一)，后来又当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做大总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宣布不参加竞选,此外就没人有资格同他竞选副总统了(阎锡山并答应帮他的忙);第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后来证明这是别有用心的假话);第三、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
我看信后，李扬还对我说:“李主任再过几天就回来。请季公多多考虑，当面再商量。”不到一星期，李宗仁就由北平回到上海。我请他到我家里来商量。我说:“李扬带来的信收到了。你信里所说的三条理由,我相当赞成。第二条有问题，老蒋如果真是垮台或死了,那倒好办;但也要考虑到他不死不垮台，那你就得当六年的大副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倒欣赏你提出的第三条理由,借此离开北平,不论回广西或到香港等着看,再作下一步的打算。这个时候靠得太近了,实在不合算。”他说:“你的意见很对。我的打算，积极与消极都有,不过总得先从积极方面着想。”
我说:“这回副总统的竞选,老蒋以全力支持孙科,加上孙太子的招牌,当选的可能性不亚于你。你说你有把握,那就请你谈谈你的把握在那里?”他说:“广西、安徽是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就不必说了。华北方面,阎百川不参加,而且答应尽力帮忙。这样，晋绥两省就有把握了。北平是文化中心,教育界对我的印象还不坏,而且胡适也答应帮忙，则教育界方面也有若干把握。上海银行界有陈光甫、张公权、奚伦、傅汝霖。傅是东北人，可在东北拉票。帮会方面有杨虎带头。律师界有石超庸(广西人)和周一志等,这些人都肯帮忙。其他各大省,如四川当局同学最多,那里总可以拉上一些关系;尤其是范绍增,帮会势力不小,已肯帮忙。湖北方面,胡宗铎、陶钧尚有一些潜势力,旧属当专员、县长的还有不少人,可以利
用。广东方面，张发奎系统如薛岳、黄镇球、李汉魂等，过去也有关系,请他们帮帮忙,他们也不好完全拒绝。此外，健生(白崇禧)现在是国防部部长,与各省军人都有联系。尤其他是回教协会会长,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关系更深。如果再加上你近几年来在蒋方的关系,拉一些票,胜利就有把握了。因此我请你来主持竞选，计划一切。这是我们(指桂系)一着大棋,不可错过了。要用钱，黄旭初、李鹤龄(李品仙)在广西、安徽两省内早有准备。”我听了他这番话,使我想起赤壁之战的故事,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似乎只要我这诸葛亮肯上南屏山法坛借东风,副总统准能到手似的。
我向李宗仁说:“人家答应的话,只可信一半,取得胜利还要靠自己努力。要知道，老蒋既然支持孙科,难道他的力量不比你的强吗?我对你这回的事有两句评语:要末成功，也就是失败;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他听了我的这两句话很惊讶,问我怎么解?我说:“若竞选成功,老蒋的江山稳固,你岂不是跟老蒋当六年的大副官吗?这岂不是成功的失败吗?第二句话说的是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就是说你如果竞选失败，不但要离开北平，而且还要离开南京,回到广西或到香港去，仍然树起反蒋的旗帜。这样,你就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反对派，你今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比做一个副总统还强吗?”他听了我的解释，说:“老蒋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做了副总统，决不是他的大副官,我有我的做法。”当时我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做副总统,以后如何又是以后的问题。我也就不再说什么,答应他主持竞选。但我声明:“用钱的事我不管，只管计划的问题。”他说:“那些事有人管,不用你费心。”
三、我在选举前的活动
我作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参谋长，首先就要了解一下选举前的形势;其次，就我的可能，分头拉选票。
当时，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共有六人，除李宗仁外，孙科、于右任、程潜都是国民党内的;此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中国青年党没有人参加竞选。中国青年党所以不参加竞选，第一可能因为没有钱,第二因为参加竞选最后也是毫无希望的,倒不如把属于它的选票作为买卖待价而沽。莫德惠和徐傅霖也明知没有当选的希望,也许是应邀出来作陪客，凑成民主的场面，来骗骗美国主子;再则,选一次不行就退出,它的选票就更可抬高市价。因此他们的选票就成为李、孙、于、程争取的目标。因为李、孙、于、程都有自己的基本力量,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肯轻易放弃机会。
我首先去拜会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他们与李宗仁和我都熟识，余家菊更是我的旧同事。他们对李宗仁表面上是称赞他北伐时期的功绩，抗战时期台儿庄的胜利和他为人的爽直老实，没有官架子。但他们也搬出一套政治主张所谓“责任内阁制”，希望李宗仁当选后赞同他们的主张，不要使蒋的总统制集权得太厉害，似乎答应有条件的帮忙。他们要待价而沽是可以想象的。我也去拜会徐傅霖。他也是竞选人之一,要他帮李宗仁的忙,岂不是当面奚落他吗?但他很老实。他说:“所以出来竞选，无非是凑凑场面，等选后再看吧!至于民社党的选票，以后投向那一个,要由代表自己来决定。”他的这个答复倒是圆滑周到。
我还通过刘哲拉东北的票。刘哲以前同我是四方桌子上的朋友。西安事变时,我同刘哲、莫德惠、王维宙一起乘飞机去太原找
阎锡山,想跟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放出来以便“团结抗战”。当我向刘哲拉票时,他说:“东北的情形很复杂,就是柳臣(莫德惠的别号)也不能得到东北的全票。等初选后看情形如何吧!但你还要作其他方面的努力。”
作为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我不得不放下面皮来为他拉票,有些明知是钉子也只得去碰。洪兰友是国大代表会议的秘书长，是 CC的骨干分子,是帮会的次等头子(杜月笙的徒弟)。我明知他决不肯帮忙,而且是站在相反的方面,但我还是去拜会他请他帮忙。他不能当面拒绝,只好拿一番虚假的话来敷衍我。
有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也想挖挖孙科的“墙脚”，搞些广东的选票。我就去找张发奎。张发奎虽然过去同我们打过仗，但后来又和好了，同他一起去打陈济棠,出师湖南(即所谓援湘之役)。他的第四军屡次失败，都是驻广西休养整理。他同李、白合作很久,总有一些感情。李为他的旧日上司(李宗仁作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他当军长),他一定帮助李。我说明了来意。他开口就说:“季公,请你原谅,并请报告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德公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即我是广东人，要投广东人的票。其他如薛岳,黄镇球都是一样，你不要同他们说了。”这个莽张飞说话真痛快,开门见山,没有半句敷衍的话。我不能再说什么，只说我体谅你,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有呢!
我又去见山西、绥远代表的领头人梁化之。李宗仁对我说过，阎锡山已经答应帮忙,但为表示礼貌起见,不能不去拜会他。我在抗战时期在山西当第二战区副长官时就认识他。他见我时很客气，口称副长官何必太客气,这事阎百公(锡山)已经吩咐过,我们一定照办。请副长官放心吧!但事后知道，阎锡山玩了一个两面光的手法,把晋绥的选票分作两下,两边各半,都不得罪。
除我奔走活动外，当然李宗仁也亲自出马，白崇禧也分别活动。李宗仁以候选人的身份,在南京,上海各种场合上发表竞选演说。他在南京的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在那里作竞选演说，拉选票。其他的竞选者也同样做，而以孙科做得比较象样(以龙门酒家作大本营)。当时南京有句话:“安乐龙门,代表最盘桓。”
白崇禧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回教协会的会长,他在暗地里活动,以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为对象。他的老婆马佩璋以回教身份对马鸿逵,马步芳的老婆进行内线活动。但真正清真的人内心里都认为白崇禧是假清真。的确,他当了回教协会会长，才不食猪肉、狗肉。马鸿逵、马步芳和我们同席,虽然是清真馆办的酒席，他们是从不举箸的。
四、变被动为主动
在竞选前活动紧张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副总统候选人要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个人。这个传说可能是孙科方面放出来的,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李宗仁和我知道这个消息,等于当头泼了一盆冰水。我们虽然反对国民党中央提名，但提不出理由来。中常会过几日就要开会讨论,若那时果真提出，我们都不是中常委(都是监委),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呢?
我想，六个参加竞选的人，除孙科外，没有不反对的。要联合起来反对，不但理由不充分，而且联合也有困难，时间更是迫不及待。李宗仁也未必有反对中央提名的勇气。我想了又想，这也许是蒋方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如果反对的浪涛不大，就真的由
国民党中央提名,如果大家都反对,也就不提了。这是一个斗争的重要关键,我怎能等闲视之呢!
我根据上面的判断,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我的计划就是直接了当反对由中央提名，否则广西和安徽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我还考虑过,这样一来,要末取消中央提名的拟议，要末就真正破裂。如果没有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参加仍然选出了副总统,我们就公开表示不承认。那时，不但蒋介石难以下台，而桂系反蒋的旗帜岂不是又高高地举起来了吗?这对桂系是有利的。我同李宗仁说的那句话,要末失败的成功,岂不是兑现了吗?
我又想，这个计划，如果事前同李宗仁商量，他未必同意。何况，据我估计，那时的安徽代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倾向于蒋方的，即广西代表也有极少数是倾向于蒋方的，因此行动起来未必能一致。但是,我认为打出两个省的旗号,还是可以起到恫吓作用的。此外，于、程、莫、徐必定也是共鸣的,可以为我声援。这样，国民党中央就不能不考虑了。
我的主意既定,遂于某日的下午三,四点钟坐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吴、陈都不在,我就找副秘书长郑彦棻。他说:“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出去了。季宽先生有什么事?如不是必须当面说的话，对我说也是一样。”我马上告诉他说:“既然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不在，对郑副秘书长说也是一样。”接着,我问:“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是吗?”不等他回答，我又说:“如果是真的话，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再参加选举。我要见吴秘书长和陈部长,就是要说明这两句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如回来，请郑副秘书长转告他们。”他听了我的话很吃惊，说:“我不知道有中央提名的事呀!季宽先生那里得来的消息?”我说:“南京城里传遍了,何必问那里得来的呢!”他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吴秘书长、陈部长，把季宽先生得来的传说和意见告诉他们。”我离开中央党部回到方家巷李宗仁公馆，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李宗仁。他说:“对呀!我正想找你商量。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如果中常会开会,他们提了出来,我们就来不及了。”他又说:“中央提孙科,各方面都反对。你来这一下,我想他们就不敢提名了。”
我那时住在南京树德里四号，是我当国府委员时由国府拨给我的“官邸”。我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这所“官邸”是作为每星期来南京开会时歇脚的地方。汽车也是国府临时派来的破旧汽车。我这所“官邸”素来没有什么要人来访。次日一早，仆人就送上吴铁城、陈立夫两个大人物的名片，不久又送上余井塘(内政部长)、洪兰友(国大秘书长)两人的名片。我想,昨日那炮打得真准，把他们都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在那卧室兼客厅里接见他们。大家见面后,吴铁城首先道歉，说:“昨日不在中央党部，有失迎候。”接着他又说:“季宽先生昨日对郑副秘书长所说的消息，都是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党内团结而散布的谣言，希望季宽先生不要轻信。立夫先生和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决没有中央提名的事。希望季宽先生以党国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团结一致，使国民代表大会顺利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陈立夫接着说:“这次国大的召开，是经过同共产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得来的，共产党无时不想设法破坏。季宽先生过去在地方工作,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经过,这次国大是行宪的开始，除了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外，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意志进行‘戡乱’。现在‘戡乱’军事正在进行,如果我们内部闹分
裂，就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陈立夫的这番话固然是骂中国共产党,也是骂我和桂系的。我不与他们辩论,只是说:“我只希望副总统能按照宪法自由竞选,既然你们各位保证中央不提名，我还有什么意见呢!”树德里的房子，汽车是开不到门口的。我笑着送他们出来行了一段路。我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许多辆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样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是对不起。”我说:“没有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大家一笑握手相别。这就是我当头一个空炮得来的效果。
五、再一次以退为进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希望一下就当选,但开票的结果,李宗仁得了七百多票,独占鳌头，以下是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但是李的票数距法定(三分之二)还远得很,不过“小考”作了案首,也是大考得中的好兆头,他心中很高兴。
依法还要再选。照规定只有前三名可以参加。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的选票,就为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争夺的目标了。那些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助选的人,不是去拜访落选的本人或助选人，就是直接拜访他们的代表,请把他们的票投在自己拥护的人名下。但是尽管你怎样拉拢，那些票却分到三方面去了。所以再选的结果，仍然是李宗仁、孙科、程潜的次序，就不得不进行三选。三选仍没有得到法定的票数，还要进行决选。按照规定，决选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了，不要够法定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比较的多数就当选了。这是最后的一关，彼此无不全力以赴。而蒋介石为支 持孙科，也就露面出动他一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票。宋美龄宴请那些女代表，及那些地方上掌握军政大权的太太,要她们投孙科的票，或用她们的关系为孙科拉票。我也当然要努力争取,半夜里到各大饭店敲代表的房门。有些代表已经睡了,起来见我,我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都是睡眼惺松地向我敷衍几句。我由中央饭店出来，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还碰见吴铁城、陈立夫和另一些蒋方的人。大家见面,只是点点头,彼此各做各的事。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对李宗仁私人攻击的传单，说什么“戡乱不力”、“台儿庄胜利是假的”等等。我回家想了一夜，认识到蒋方这样出力为孙科捧场,是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能做出来的。我们同他们硬碰下去,不但副总统选不上,还会弄得一身脏。因此必须定出个计划,使他扑个空,然后向他反扑,这样才可能成功。
次早九点多钟,韦永成来看我。韦永成是李宗仁的表亲,又是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介卿的女婿)。他把所知道的情形告诉了我，比我所知道的还详细。他说:“他们(指蒋方)还准备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尤其是要把李宗仁老婆郭德洁作为攻击中心，说她在北平贪污要钱。还要以‘戡乱’不力或通共的大帽子套在李宗仁的头上。”他问我怎样应付。我说:“你说的与我所知和所想的一样。我正想把我的计划同你商量一下。”
说起韦永成同蒋小姐结婚也是很有趣的。韦永成虽然是广西人,但年青时长得很美,是广西的潘安。据说他俩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蒋小姐主动地追求他,但韦永成却待价而沽不肯答应。蒋介石的老兄蒋介卿(蒋介石的异父同母兄，曾做过浙江省政府委员，蒋介石相当敬重),也不肯把他金枝玉叶的女儿轻易嫁给一个广西佬,但蒋小姐则非嫁韦永成不可。抗战时,韦永成在安徽做厅长,蒋
小姐竟然从上海经过沦陷区到安徽同韦永成结婚。一向对立斗争的蒋桂两方,竟攀起亲来,两方都想利用这个婚姻关系刺探对方的内幕消息。但双方都对他们俩警惕。这次韦永成向我报告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因为蒋小姐和她二哥纬国很好，也可能是蒋纬国透露出来的。
我对韦永成说:“照此情形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还要弄得一身脏。我主持竞选的时候,就总结了两句话:要末成功的失败;要末失败的成功。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最后是要失败的。但切不可等最后失败才收场。好在四个回合的战斗我们已胜三回合，就此退出战场，我们岂不是仍然是胜者吗?何必再打没有胜利希望的回合呢!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又怎样收场呢?文章就更好做了。”韦永成很同意我的办法，我就邀他一同去到白崇禧的公馆,并请李宗仁来商量。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他们(指李、白)都愕然,尤其李宗仁极不赞同。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指蒋方人员)的行动或放出的空气所吓倒，各国的竞选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最后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他说话时有些气愤。我说:“打牌(麻将)我是老手，往往前三圈赢了，第四圈输得精光。我第三圈站起来不打了，也不收人家的钱(照例不打完四圈是不能收钱的),我岂不是赢家吗?何必打完四圈又变成输家呢!”他说:“打牌为了赢钱，竞选为了当选，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你打牌的时候肯这样做吗?”我说:“打牌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四家是约定要打四圈或打八圈、十二圈的。中途退出,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否则其余三家就不答应。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呀!你退出了，我们的代表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呢?老蒋、孙科怎样收场呢? 这就是我的妙棋。”
白崇禧起初也不同意,只在旁边摸着下巴,一面想一面听我们的辩论,一言不发。当我说到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那段话时，他也同意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似下棋一样,将他们几军,缓和一下局势，虽然将不死,打乱他们的阵脚，办法就好想了。我同意宣布退出选举。”
桂系的事素来都是三头会议决定的。黄,白同意了,李没有不同意的。但这回是例外，李宗仁仍不同意。他说:“煮熟快到口的饭不吃,还要等什么?你们要知道那些轿伕佬(指所有助选的人和我们方面的代表)是等着要吃饭的呀!”我说:“退不退出,德公作决定。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不采用，我就趁十一点钟的快车去上海不管了。横直明天就见分晓,不论胜败我都不愿看见,免得神经紧张，血压又高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要回上海去休息。”李宗仁见我如此，连忙说:“忙什么。等我考虑考虑。下午还要约我们的干部来谈一谈，听取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不能光由我们三人完全作主呀!”他这几句话倒很有道理，我只好留下来。李要韦永成分头打电话，要桂系的重要干部下午三时到白公馆来开会。
当日下午三时(大约是四月二十几,我记不清楚),在南京白公馆里，桂系开了紧急的秘密会议。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个头子主持之下,如黄旭初、李品仙、夏威以及主要的骨干都到会。首先是听取各方面关于竞选的情报，那些情报都反映蒋介石如何全力支持孙科,与以前三次选举的情况不同,对我们不利。其次是我把退出竞选的计划加以说明。会上议论分歧，而李宗仁仍坚持要参加决选。他说:“最后的决战不参加就自行退却，岂不是自己认输了吗?不管胜或败都不退却，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得到。退了出
来,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李铁牛(李宗仁绰号)仍然是北伐时期打仗的方法,一味向前猛冲。我说:“德公!这不是战场打仗，就是打仗，有时候也要退一下,才能反攻胜利。”于是我举北伐时期第七军攻占南浔路上的德安为例,说明孤军深入，眼看要被孙传芳包围歼灭时，连忙退到箬溪,吸引孙传芳的一部深入,反把它歼灭了,然后仍然占领了德安。接着,我说:“打文仗也是一样。你同人家抢副总统这把交椅,你若死抱着不放,手脚都被人家封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最后交椅仍然被人家抢去。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暂时放手,等他扑个空,然后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椅子就有可能抢到手。我要你退出,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正好借着这个题目好做文章。”(当然我以前说过失败后就回桂林或到香港反蒋的话,并不敢当大众讲。)
我这番话讲完之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我就起立拿着帽子,说要趁十一点钟的夜车去上海。白崇禧连忙把我拦住，说:“季宽的话是有道理的。蒋方的确使用全力支持孙科。三选彼此的票数相差有限,若再加上蒋方的压力,则孙科反败为胜是可能的。我们决选是很难胜利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将蒋方的压力打退，退出是一个办法。但以后怎样办呢?仍要靠季宽在这里策划。你(指我)决不能走。这是我们团体的胜败问题,你能不管吗!”
本来会场上是赞成和反对各半的,白的话一说,就几乎全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李宗仁仍然默然不作声,会场顿然静下来。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两种传单，一是对李宗仁人身攻击，说他的老婆郭德洁在北平如何贪污,用金钱收买代表;一是攻击李宗仁“戡乱”不力，还说他在竞选演说中提出一些同共产党一样的口语。静默的会场又紧张嘈杂起来。李宗仁终于同意退出了。他问怎样退出有利呢?总要做出一个名堂来给对方看看,不能无声无嗅的退出呀!他说完了这几句话,把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大家。
大家于是商议，决定由李宗仁以候选人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这信由黄雪村和邱昌渭起草。信的主要内容是:“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这封信一面送大会主席团,一面送交南京各报登载;并立刻分头通知我方代表明早概不出席,还派一些人到会场门口作纠察，劝阻那些来不及通知的代表。
这事决定之后，已是午夜两点钟了。李宗仁很不愉快地回他的公馆。事后，据说郭德洁知道退出竞选，就放声大哭起来。她说:“用了这么多的钱，眼看就要到手的东西，为什么又自动放弃呢?是谁出的坏主意?”郭德洁素来是热衷于做副总统夫人的，而且还希望将来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位总统夫人。在竞选时，她的确也尽了很大的力。李宗仁忽然放弃竞选,她怎能不伤心痛哭呢!
我回到家里倒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似已经得到胜利那样。次晨八点钟,我还打了一个电话给孙科的助选人。我说,李德邻已经放弃竞选,没有人同孙院长竞争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我的用意是，如果他知机的话，就不用自己到会场去扑空，这样岂不是我们的计划更完满了吗!殊不知他竟然去到会场，看见代表的席位疏疏落落，只有他自己方面的代表，不足法定的出席人数，不能选举。大会主席团见此情形,只好请示蒋介石宣布暂时停选。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成为当日(二十五日)全国各报最重要的新闻。
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我们于二十五晨二时才决定罢选计划，对各方发出通知已是三点多钟了,二十五日清晨就弄得举国皆知。事情闹大了,国大怎样收场呢?而且也牵涉到蒋介石大总统身上,老蒋又怎样下台呢?这问题旁人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蒋介石当日(二十五日)就召见白崇禧,说明他并没有袒护、支持任何一方。他把那些谣言和传单都说成是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我们党内团结的东西,说一定要追究,要白崇禧劝李宗仁仍然参加决选。白崇禧也就顺风收帆答应了。不知是否得到老蒋的许可，他把老蒋的话向报馆记者发表了。这一下就等于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老蒋啼笑皆非。
大会延到四月二十九日进行决选。有了三天时间，我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于是,我趁着这个风波进行“挖墙脚”的工作。浙江，人们一向认为是CC坚固的堡垒,是不易攻破的。我在竞选开始的时候,虽然做了一些拉拢的工作,现在趁老蒋表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时候，我再做一些工作。浙江的国大代表绝大多数是我熟识的，而且许多做过我的部下。我在浙江做了十年的主席，彼此相处也不坏。更有些人以为我做过两次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次，自然乐于同我接近，投李宗仁的票。据事后所知，浙江代表投李宗仁的票就有三分之二。李宗仁当选后，陈布雷集合浙江代表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孙科继胡汉民之后一直当立法院院长，并以太子的身份组织三民主义学会,网罗一些社会人士,在这次竞选中除蒋介石给以支持外,旧立法委员的大多数是支持他,为他竞选奔走的。以前有些进步人士想推动孙科同蒋介石对峙,以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素以继承孙中山自命，他见孙科这样，就想极力支持孙科做他的副总统,使蒋、孙成为一体。我去挖孙的墙脚，是通过旧立委谭惕吾找另一个立委于振瀛谈话。我向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我很佩服,但是现在蒋、孙合一了，你们捧孙做副总统，岂不是反而增加蒋的反动力量吗?我这段话把于振瀛说动了。我又向他说,陕西方面你是有影响的(他是陕西人),请把其他方面的票也拉过来。他答应了。他并说，山东代表唯王法勤的马首是瞻。旧立委范予遂是王法勤手下的大将，他也是进步的。于是又通过于振瀛去向范予遂拉山东的票。我这样一“挖”,虽然不能确知挖得多少票，想来可以抵销蒋方施加的一部分压力。蒋介石口头上宣称不支持任何一方,但他暗中仍然有压力,李宗仁失去一些票也是必然的。
罢选后的第二日,程潜的助选人贺耀组(贵严)到我那里，见面就说:“这着棋很厉害!是你出的主意吧?”我说:“这盘棋眼看就要输了,只能猛将几军打乱对方的阵脚，再想妙着。”他说:“将得好!你们的文章好极了。”这时程潜已没有参加决选的资格，我便趁机请贺帮忙,把票子拉过来。他说,情形很复杂,他不能单独作主。他介绍我去找邓介松、邓飞黄。
按宪法规定，三次选举都没有人得到法定的多数选票时,就要进行决选。决选时，只有第三次当选的票较多的前两名能够参加，也就是只有在李宗仁和孙科两人之中进行决选。因此李孙双方无不全力以赴。我们得到四天的准备时间,感到更有把握了。
决选那日,我打开收音机听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派代表就来一阵掌声;唱李宗仁的票,李派代表照样也来一阵掌声。此起彼
伏,成了会场悦耳的旋律。起初,彼此票数相差不多，到末了，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孙科及其代表知道大势已去,也就相率离开会场。李宗仁及其代表则在会场更加活跃,直到将选票唱完为止。
结果,李宗仁共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比较多数(孙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了。李宗仁夫妇当即坐车到蒋介石那里去表示感谢，并且还说以后一定追随大总统之后进行“戡乱”，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蒋只是说“好，好，好”,也向李宗仁道喜,并且说我们大家今后共同努力为党国服务。
白公馆(李常在那里会客和决定重大问题)自然贺客盈门,应接不暇。我随后也到那里向李宗仁道喜。我说:“好险呀!相差只有一百四十三票。如果不是罢选,把老蒋的压力松一下,多得几天准备功夫,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即以今日的票数来看,老蒋的压力并没松了多少。主要是在陕西、山东、浙江拉得一些票子来补上。”李宗仁夫妇自然是春风满面,那班抬轿佬也喜气洋洋,好似马上就有什么好处似的。而我呢,辛苦了若干日子,希望得到什么呢?我当即回上海休息,也再没有人阻拦我了。
李宗仁夫妇当晚也到孙科家里去慰问。据说这是美国佬竞选胜利者的作风。可是孙科风度不够大方，不肯出来见面。他的代理人说,孙院长很疲劳,到陵园休息去了。
或有人问，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究竟用了多少钱?我答不出确实数目，因为用钱的事，我不经手，经手人是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传说一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即金子一万多两),都是由广西和安徽两省供给的，安徽省出了大部分。一万多两金子在那时约值现大洋一百多万元,合金元券就不知多少亿了，这在中国那时是个惊人的数字。孙科用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他有老蒋作后台不用自己掏腰包。各竞选人所花的钱，或请客或送代表们川资旅费,虽不见得象曹锟那样每张选票有一定价钱,但也够肮脏了。
当大总统、副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据说李宗仁曾问典礼处着什么服装?典礼处没有肯定的答复。届时,大总统着起长袍马褂，显得很斯文的样子;而李宗仁则着上将军服(也许李没有长袍马褂,准备来不及),的确象一个大副官，形像十分难看。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后,蒋介石照例邀那些国府委员一起照相留念,但有些委员觉得前途茫茫,都不来参加,景象很是凄惨。
七、蒋介石开始向桂系反扑
蒋、桂在竞选副总统的斗争里,蒋介石被桂系打了一闷棍。这一棍表面虽然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他怎能就此善罢甘休,因此随即向桂系反攻了。
(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是一个糊涂蛋,蒋方就集中火力向他进攻,不但说他贪污舞弊,还说他挖掘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他们不但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而且由监察院提出弹劾动议。李品仙托病躲到上海。白崇禧也到上海。一日，白约我谈话。他说:“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说:“不见得吧!”我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
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戡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在这同时，老蒋也指使办《东南日报》的CC中坚分子胡健中来见我。他把李品仙大骂之后,对我则表示欢迎。他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此外，以前任浙江省府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地方人士的身分(李系皖人)劝我去,都被我谢绝了。蒋的毒计乃不得售。
果然不久蒋介石就用夏威(广西佬)接替了李品仙。老蒋这次反攻的计划,只算实现了一半,他那肯就此罢手呢!
夏威(桂军的兵团总司令)也是一个投机分子。有一次深夜，在白崇禧的公馆里，他邀我单独谈话。他说:“蒋的江山看来是保不住了。我们是愿作时代的渣滓,随着洪流沉下去,还是自己找条出路呢?”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随俗浮沉,得过且过。”他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老长官,是四十年的知己朋友,所以把心里话对你说。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那时的确心中无数，只是一心一意和蒋介石捣乱，把蒋搞倒了，自然有我们的天下。副总统的竞选后,我疯疯癫癫任性跳舞吃喝，一事不理。我反问他:“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没有。只是同你谈谈,大家想想办法。”他这番话想来也同李宗仁、白崇禧谈过，可能遭到他们的冷待。不久,蒋介石把夏威的军职解除,调任安徽省主席,改以李宗仁的小同乡张淦继任兵团总司令。一九五〇年我到上海,见到市长陈毅。在谈到夏威这个人时，他也认为是言而无信的。据我所知，夏威是通过他的老婆陈明皓和他的参谋处长崔坚，同解放军进行秘密联系的。陈、崔到上海，常在我家出入，行迹诡秘。夏威的言论和行动,自然不能逃过蒋方特务的耳目。蒋也定有所闻,因此就借攻击李品仙,也把夏威的军职解除,既撤换了李品仙,又解除了危险,塞住了桂系的口,真是一箭三雕。
(二)古人有句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宗仁的副总统是国大代表选出来的,蒋虽不中意，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矛头转到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身上了。这里先把白的国防部长来源说明一下。
抗战初期，白原是军训部部长兼副参谋总长。大约是一九四0年调桂林行营主任，几乎长江以南都归他指挥。白崇禧素以广西的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的创始者自诩，作为重庆南方屏障的桂林行营主任，自然非他不可了。不料日本侵略军自长沙岳州会战失败后,转由海道在北海登陆进占南宁,白乃仓皇调兵堵击。他大吹其斩蛇战略，迟早要把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广西境内消灭。但日军不仅占据南宁，并且伸到宾阳路上的昆仑关。蒋调集精锐部队,加以苏联的空军，作了桂南大会战，仍不能击退日军收复南宁。蒋因过信这位小诸葛谓各军作战不力，虽将粤军军长叶肇囚禁枪决,而各军仍认为桂林行营主任事前毫无准备,广西民团毫无作用，使白崇禧的虚誉扫地。蒋不得不将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作为江南的军事联络机构,以战地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任办公厅主任,而实权则操在副主任林蔚之手。后来桂林沦陷，军委会办公厅亦不存在。这时蒋正要仿照美国制
度将军政部改为国防部。蒋对何应钦早欠信任，而陈诚又资望太浅,乃将何应钦升为空头的中国陆军总司令，想要李济深任国防部长。蒋提出的条件是立即开始准备“剿共”内战,但遭李济深拒绝,回到他的老家大坡山闲住,实际则是联络各方人士进行反蒋。
蒋又以同样条件征求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因他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的渊源,一拍即合,于是重要的国防部长就落在白崇禧的手里。记得一九四七年的一个晚上,我同他谈(有韦永成、程思远在座)反蒋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合作时,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是汉曹不两立的。”他说罢站起来就走了。以后，我再不同他谈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问题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蒋介石突然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并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部长。这一下把小诸葛气坏了，坚辞不干，赌气走去上海。白崇禧做国防部长是由于他答应合作进行“剿共”的,以为蒋能言听计从,可以充分发展他的才干了。但蒋无论对外或对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更加以陈诚又是蒋的灵魂，事事与白作对。因此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仍然是一个空头官，不为蒋所重用。白曾对我发牢骚说:“东北四平街战役，如果肯照我的计划乘胜直追,占领哈尔滨，就可把共军根本击败。”白对蒋的其他措施也多不满,加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他也极其卖力，当然蒋的第二个打击目标就轮到他的头上了。白崇禧被任为“华中剿总”,他坚决不干,到了上海,也使桂系内部发生混乱。郭德洁固然洋洋得意，而白崇禧的老婆马佩璋则是满口牢骚,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彼此互相攻讦。
在选副总统之前，蒋的某些重要会议或宴会，我也有份参加，好似仍是他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在那以后他就不理我了。端午节，蒋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午饭。在座除他夫妇之外,只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连我共是六个人。我很诧异，心想这样的家庭式的便饭,为什么也要我来参加,可能又有什么为难问题要我跑腿了。吃午饭时,蒋很客气,他素不饮酒,可这次却举杯向我们敬酒,祝节日快乐，这在他是少见的。吃完了午饭,他对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我问他派人去劝过没有?他说:“礼卿先生(吴忠信号)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我答应晚上坐夜车去上海。他说:“经国有专机飞上海，就与他同机去好了。”说完,我就同蒋经国一起到南京军用飞机场飞去上海。
我在机上想，用什么话来劝白崇禧呢?难道还有比吴忠信更能代表老蒋说话么?难道我还用“党国为重”、“戡乱”为重那套话来劝他吗?我答应老蒋时就想到只有用相反的话，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才能说动他。白崇禧到上海十多日，蒋就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来捧他,请他吃酒看戏。他在虹口有大公馆,在沪西还有别墅,真是快乐极了。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我就打电话约白崇禧来我家里谈谈。他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我说:“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于是他来到霞飞路我的家里。
一见面,他就说你的来意我知道。你想想,陈小鬼(陈诚)同我是死对头，他在中央当国防部长，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指桂系)吗?先整了李鹤龄，这回轮到我了。他还引了一句“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的古话。我听了笑笑
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他很惊异地望着我。我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我见他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我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他对我这些话听得很入耳,小诸葛的决心也下得真快,他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
白回到南京,蒋当然高兴。白就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职权和区域,而最重要的则是华中“剿匪”总部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长的节制。这样,他就摆脱了陈诚(国防部长)、顾祝同(参谋总长)两顶帽子。这是他跑到上海撒娇半个月的最大收获，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蒋介石素来是爱直接指挥作战的,白崇禧这样的要求正合他的脾胃,所以他也不管破坏什么制度竟然答应了。这一出戏足足唱了半个月，六月十六日白崇禧飞汉口就职。
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忽传武汉方面白崇禧发电致蒋，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再行和平谈判(原电我未看到，据说语气尚和缓)。这无异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据说蒋接电报后匆匆地开了一次紧急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他要回溪口休息，也即是要下野的意思,当日就飞回溪口去了。蒋所以采取这个步骤,不外乎是没有弄清白崇禧的底细,怕白单独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以致影响淮海战役。其时淮海战役正在胶着，胜负未分。如蒋胜了再收拾白崇禧和桂系，易如反掌。他在溪口和在南京一样，都可直接指挥部队。当时指挥全军的参谋总长是他的亲信顾祝同,他所倚靠的空军总司令则是他的同乡亲信周至柔，国防部则是他最亲信的继承人陈诚,他回溪口也就十分放心了。
我在上海得知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同白崇禧的历史关系,白去汉口就职是我劝驾的，他这次的举动难道我不知道,不是共同预谋的吗?说老实话,自从我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没有同他通过信和电报电话。现在我说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日的蒋方人员呢?在那几日内,我真是象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到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怕的是蒋方特务不分皂白把我抓起来马上杀了。但是随后一想,躲是躲不住的。上海公安局长是我在浙江时候的保安处长宣铁吾,他手下的特务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我这彪形外貌和我在上海的行径都是他们所熟透了的。这样一想，我又安心回到自己家里,听天由命等候他们摆布吧。
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我去南京，说有要事商量。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就回北平办理行营的结束,只是阴历八月中旬约我同去游西湖,并同到海宁观潮,从未谈过什么政治问题。我对南京,尤其武汉的情形，都是茫茫然的。当时我想，在上海固然不安
全，去南京更是危险,但又无法逃出蒋方特务的魔爪。他们如要杀桂系的头目,就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于是我就毅然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这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九日的时候。
我到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我问武汉情形,他也不甚清楚,只是说:“蒋回溪口去了,表示要下野,指定我暂代总统。他临走又指定张群和吴忠信同我商谈他下野后的善后问题，所以要你来一同商量。”我心里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大有文章,不可不注意。
张群、吴忠信来了，他们代表蒋方。李宗仁和我代表桂系，成为谈判的对手。吴忠信首先提出文告的字眼问题。他主张用“暂代”两字。他说:“蒋总统因身体的关系暂时离职,随时可以复职的，只能算是暂代，连代理的字眼都是不相宜的。”而李宗仁则至少要得到“代理”两字。因为“暂代”与“代理”两个字就往返磋商了好几天,并未解决。其他问题尚未提出。据我所料,最重要的是淮海战役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中途更换他的亲信军政大员。
这时,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被包围的蒋军无法获得支援。蒋出动全部空军空投接济。他还亲自飞到前线上空同那些指挥官讲话,要他们努力突围。那时,从早到晚每隔十多分钟就有一架蒋机起落,南京上空飞机往来不绝。而李宗仁公馆每日都忙于蒋下野后的谈判。我心里想,万一蒋军胜利,谈判也就停止，李宗仁和我及桂系的一些头目都要成为阶下囚了。我时常想离开那个危险地方,但又有什么方法呢?
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尚未完全成功，双方正在拖着不能解决，也着急了。大约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他打电报来，邀请张群和我到他那里谈谈。他邀我们去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张群对为他解释“有电”不过是暂时为挽救危局着想，并无心同中国共产党勾结;二是因为同我久不见面,当面谈谈有什么好的对策。这正符合我要设法离开南京的目的。我同张群坐“自由”号飞机前往汉口(因那时宁汉陆空已停航)。白崇禧对张群自有一番敷衍应酬的话。张群在汉口住了一夜,次日乘原机回南京。白留我暂住汉口。
九、桂系在武汉的一次秘密会议
白崇禧送走张群之后,立刻在他卧室内召开桂系的秘密会议。除黄旭初尚留桂林之外,在武汉的桂系文武大头目都参加。白崇禧首先发言。他说:“这回同老蒋闹翻了。淮海战役一结束，他(指蒋)迟早一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指中国国民党)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你们看怎样行呢?”接着他又说:“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我与参加会议的众人都赞成，于是推人起草用白的名义写信给李任公，易稿两次,都不满意。我说最好派与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形,比写信好得多。但李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说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到解放区去。如果李不在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呢?难道就空手回来吗?白想了一想说:“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我答应了,并问:“如果李任公已离开香港，我可否同中共驻港负责人接头呢?”他也答应了。我还说，现在火车飞机都不通,恐怕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呢?他说,他与飞虎队队
长陈纳德很有交情，陈纳德现在办民航，即刻打电报给他，请他派专机来。会议结束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同他到东湖疗养院看看抗战初期住的老地方,在湖内打了一回猎就回来了。
次日(大约是一月四日)，陈纳德的飞机直到下午三时才到汉口。我上机一看,所谓专机，原来堆满着货物,好不容易把货物挪开腾出一个坐位来。据说白雇用这架专机，花了一百五十万金元券。陈纳德真是一个吃人的飞虎呵!白崇禧派他的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电本同我一起去香港。他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宋子文，说是派我到香港洽购军用品的。他怕万一到广州碰到宋子文就有话可说了。这是小诸葛的小花招。但是我想，我到了广州总以不停留不见宋子文为妙,这封信只是备而不用的。
飞机下午三点多才由汉口起飞,五点到桂林,黄旭初已在机场等候。我拉他到僻静处密谈了十几分钟,把南京、汉口和我要到香港去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李任公以前在广西搞什么党的组织，我们因为中央(指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禁止他们活动。他们还有人在桂林等地,可否请他们先把招牌在广西挂出来?我说不忙，等我到香港当面商定后再说。
飞机到柳州卸货,到达广州已是八点多钟了,通知我,明早为我转机去香港,因为陈纳德的飞机不能直飞去。我要在广州停一夜，真是为难。机场上只有广西驻粤办事处代表阚宗骅,秘密来接我。我问夜船(广州到香港船只分早夜两班)还没有开吧?他说,桂山(桂山、桂海两轮是桂系办的航行香港、广州的船只)可能还没有开。于是我们就驱车到桂山船的大餐间上去。船上买办是桂军旧部下，他拉阚宗骅到旁边说了一阵话。阚回来说:“这回船上客杂，有许多土匪，预定在三枝香(广香航线最险处)里应外合行劫,广州公安局已派了许多暗探下船,如果真有其事,就一网打尽。我说,这怕什么。那个买办说，季公犯不着冒这危险，还是在广州住一夜，搭明日早班飞机去好。
我们上岸在堤上徘徊,到酒店和办事处住都不妥当，恐怕特务暗算。我想张发奎就住在沙面,他虽然是下了台的绥靖主任,特务是不敢奈何他的,而且我还要同他谈谈南京,汉口的情况,看看他的态度。西堤离沙面不远，步行一会就到。我去叫门,他已睡了，问知是我,才由床上爬起来。他见我很惊讶,说南京和武汉的事只听到一些传说,真实情况不知道。我把大概的情况告诉了他,已是半夜了。他说,邓剑泉(绥靖副主任邓龙光的号,属前方四军系统的)昨日才由高州回来,他是在那里负“剿匪”责任的,最好明早请他来谈谈。
次早邓龙光到来一同早餐。我说明来意和南京、武汉情形之后，邓龙光说:“我到高雷‘剿匪’几个月，它不同于我们以前的打仗,这里据报发现‘匪’踪,等到调兵过去又不见了。我想目前不是用军事能解决的。德公、健公主和固然是好,但是具体的办法怎样呢?”我说正要去香港找寻办法。他们都说好。到九点多钟，张发奎给买了飞机票，并派他的随从参谋陪我到机场，我上了英国飞机，一个多钟头就到香港。
十、我在香港的活动
我一到香港家里(白的机要秘书海岱禄也住在我家里)，立刻打电话给黄琪翔，邀他到我家面谈。这是在上海分手时预先约好的。他立刻来了,我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概要告诉了他。他说:“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
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他立刻打电话给杨建平先生，约定下午四时在杨家见面会谈。我同黄琪翔下午到香港山顶上坚尼地台十号杨宅，殊不知杨先生竟是熟人，他在陈铭枢交通部长任内当过全国邮政储金储汇局局长。不久中共驻港负责人到来，我又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重述一遍。中共驻港负责人说,他也知道一些情况,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的大事他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延安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等候几日吧。
在那些日子里，民革在港人士邀我到香港山上李济深住宅作一次报告。我又把南京、武汉情形重述一次,并说我已同驻港中共负责人接了头,正等待中央回电。
过了三日，杨先生又约我到他家，我料想是延安的回电到了。果然中共驻港负责人也来了。他说,党中央已有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我立即回家叫海岱禄打电报报告白崇禧。但未见回电，不知派刘仲容去了没有。
我虽向汉口去了一些电报,但回电却很少,我心里很着急。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结束，蒋军全被歼灭。同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主席的这一声明，给蒋党和李宗仁等当头一棒。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二十一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
当淮海战役结束时,蒋军尚保有武汉下游长江以南地区,残存陆军一百零几万,空军、海军仍是完整的。于是所谓“隔江对峙”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脑中仍占主要地位。蒋介石虽宣布下野,但仍在溪口布置他的所谓“长江防御战”。
十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进行的“和谈”
李宗仁给我来电,并未答复已否派刘仲容北上,却强调淮海战役结束后，蒋要他代理总统,催我回去商量内部问题。于是我乘飞机先到汉口。我见到白崇禧,即问刘仲容去了没有,情形如何?白说因交通关系,刘仲容尚留上海。他又说德公屡电要我们去,因为等你才候至今日。当天我们就一同乘运输舰去南京。
到了南京，又是一种景象，人们仍在醉生梦死之中，把同中国共产党和谈忘在九霄云外。蒋虽宣布下野，但军政大权仍握在他的手里,暗中正在紧张地作长江以南的战备防御。有一日上午,我找白崇禧面谈，问刘仲容为什么还没有北上?他说因为交通关系耽误了，交通问题一解决,马上就可以去。其实,他用意却不在此。我问前方的情形怎么样?他说津浦线上你知道,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尚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的四野部队绕出襄阳直趋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加紧防备。
白崇禧还说，共军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缓和。我说，当然啰!叫你派代表接头，指定的代表尚未派出，双方仍然是敌对的，决不能因为老蒋一走，和平就可以实现的呀!我问他到底是怎样
的主意。他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指中共)拚一下。”我听了他这番话,心头有气，于是说:“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接着又说:“全国人都希望和平，而蒋又屡战屡败,他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示意要下野。如果淮海战役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下野不进而收拾我们吗?你怎能在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呢?”我真气极了,他也生气,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争论。我说:“现在要打，只是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亲自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白崇禧说:“算了吧，谈旁的事好了。”
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刘仲容进来了。我们就问刘仲容上海的情况。他说:“在上海已同对方主持人接过头，但北上的飞机轮船都没有,所以我才回来请示。好在老蒋已经下野,李德公代理总统,要和就全盘的和,也不争个人去的先后呀!”
后来我想，白崇禧态度的所以突变,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蒋已下野,目的已达到。李宗仁代理总统,江南半壁已是桂系的天下。再则是毛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白崇禧等人不能接受。
李宗仁既已登上代理总统的宝座,就忘乎所以了。起初是“暂代”二字,后来改用“代理”二字，李宗仁得到“代理”也就够过瘾的了。那时社会上一片和平之声，如上海名流颜惠庆等四人以社会人士奔走和平，到北平走了一遭。我去首都饭店走访他们一次,只是说些面子上的话，并未谈到什么实质问题。随后又有两个立法委员，自告奋勇北上，自称和平人士，中共也不拒绝。他们到了北平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也没有下文。在这之前,行政院长翁文灏已下台,蒋以孙科出来组阁。
蒋介石要孙科来组阁，也有他的道理:第一、孙科自一九三二年中、日淞沪停战，国民党宁粤和议，一度得任行政院长。不意为孔、宋(其实是蒋介石)用财政扼杀，怀恨在心，以后长期退居立法院院长,内心是不满的。这时孔,宋已臭透了,蒋又别无其他适当的人,就利用孙科来作替罪的羊,实权仍操在蒋介石的手里;第二、一九四七年副总统竞选,蒋介石想利用孙科顶住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把立法院长由陈立夫来掌握。这样就一举三得。不料这个计划被新桂系击败,孙科仍退居立法院。为了安慰孙科,使他出任行政院长，立法院就自然而然归陈立夫掌握(陈当时是副院长)。这样蒋仍控制行政、立法两院,不过是多了一个不顺眼的副总统李宗仁而已。这是蒋未下野前的布置。蒋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当时行政院长仍为孙科。
李宗仁既提出所谓“和平谈判”来,就不能不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来主持。于是孙科就派出他的亲信锺天心为首的代表团，也包括李宗仁的亲信亲美分子甘介侯。甘介侯在报纸上发表谈话,大嚷要敲中国共产党和平之门,以为可以为中共接受而开始谈判了。
十二、美帝拉拢李宗仁和孙科的下台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甘介侯俨然以未来的外交部长自居。他在北平行营的时候,早就与司徒雷登搭上了线(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司徒雷登改任美国驻华大使，驻在南京。这时，甘介侯勾搭美帝的活动就更频繁了。我记得有一日,甘介绍美国大使秘书傅泾波来见我。大家寒暄之后,我问有何见教?傅说，司徒雷登大使不便来，要他为代表，有些话要对我说。他说,美国对国民党一向是尽力支持的,在蒋总统任内给了几十亿美元，几万吨军械，和各种设备。蒋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善于利用美援,而官吏将领又贪污无能。现在蒋总统下野,美国对李代总统仍愿尽力援助。据他所知，现在还有十几条船的军火在途中,将陆续运到,美国愿意把这些军火直接交给李代总统，用来“戡乱”,以后的援助仍将源源不断。但如果同共产党和谈，则美国的态度就要作别的考虑了。他这番话,明明是想利用美援作钓饵,使新桂系继续同中共作战;也是威胁新桂系,如果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美国仍然支援蒋介石。甘介侯素来知道我是主张和平的,所以介绍傅来把这番话说给我听，其实他们早与李、白谈过了。我说，这是国家大事,上有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作主,我是个闲人,不敢有什么意见。他说黄先生太谦虚了。
次晚，美国大使馆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当然也有白崇禧夫妇,并请我和李公馆稍露头面的人作陪。在席上，我见到北平军调处高参吴姓夫妇二人,就问北平情形。他们是崇美拥蒋的,自然把北平说得是乱糟糟的,中共决无和平诚意。饭后,还看了一场美国电影。我见南京情形很糟很复杂，和平空气很冷淡,过了两天就飞回香港。
我飞回香港大约是二月下旬，几天之后就看到孙科派的和谈代表团锺天心在省港各报发表的谈话，说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有某些不能接受;又说，已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如何磋商。其实,对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南京的顽固反动分子(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在内)都是反对的。锺天心发表的谈话,就是代表这些人的，中共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代表团进行和谈。过了几日,中共就授权香港《华商日报》发表声明,拒绝与这样的代表团和谈,并否认在香港有什么磋商。
孙科的内阁,当时以和平谈判为首要任务,所派代表团既被中共拒绝,而李宗仁又不愿意让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立法院委员亦有责难。在内外交迫之下，孙不得不呈请辞职。李宗仁对继任人选,提不出人来,事实上仍不得不由退驻溪口的蒋介石作主。
三月十二日正式发表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何内阁成立后，和平谈判仍是首要的任务。于是改派张治中为和谈首席代表，代表为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六人，以卢郁文为秘书长。此外有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作顾问，都由行政院会议通过发表,所有代表还允许各带秘书一人。这次改派的代表,人们不难理解他们在南京各方面的代表性，六个代表向来多是主张和平的。李宗仁并发表宣言，愿意根据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谈判,于是不再遭到中共的拒绝。
三月下旬,中共方面发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等为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毛主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定四月一日起在北平谈判,要南京代表如期北上。
我前因南京和平空气冷淡，想置身事外，飞往香港暂住,后李宗仁屡发电报促我回南京充当代表北上，我于三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南京同他们见面。在这期间,有些什么情况,我并不清楚。李宗仁对我说:“一切都商议好了,不用你费心,只是随同他们北上就是了。”我当时心想,要我当个糊涂代表,只好随同前往,成功与否,横直当个和谈代表没有什么亏可吃的。其实我早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他那里会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呢!至于李宗仁,虽对八项条件发表了声明,又何尝是真正同意呢?不过想利用和谈讨价还价，骗取主张和平的虚名。至于白崇禧,早就把“汉曹不两立”的口气向我说过了。总之,和谈代表的主张,和南京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一致的。
十三、和平谈判代表团飞北平
代表团专机于四月一日上午九时由南京起飞，除政府首脑李宗仁、何应钦和一些官员到机场欢送外，立法委员大多数也到机场欢送。和平空气表面上似乎是很浓厚的，其实绝大多数是希望得到划江而治的和平，保存现有的地位。
专机于上午十一时到青岛上空，俯瞰青岛湾内泊有很多海军舰艇。舰艇上有“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有美国星条旗,几乎南京政府的大半海军和美国入侵中国的全部军舰都泊在那里。而美帝的海军数量、质量都比南京海军大得多、好得多。因为美帝和南京都认为那时青岛是控制渤海湾的重要港口,用全力设法保持。
专机在青岛机场着陆加油，有青岛市长秦德纯和南京方面的陆海军长官在场欢迎。秦德纯并在机场为代表们设午餐，并于席间作了情况报告。他说，山东境内就剩下这个孤岛，数十里之外就是人民解放军，他们要攻占是很容易的。因为“国军”人数虽然不少，但都是残兵败将，士无斗志。人民解放军所以不进攻，也许是因为还有些美国海军驻在这里。
午餐后，再行北飞,一个多钟点后就见到北平城。我很好奇多事,便说:“在地面上游玩北平城不知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上空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北平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仔细看看。”有些代表赞同，就要飞机师进行。殊不知飞机在空中打圈子,有些老年人很不适应,头晕目眩,要求赶快着陆。我心里深悔不该出这个主意。如果引起地面上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误会，我这责任就更大了。
专机在西苑机场着陆，中共方面派人来接。他们穿的服装都是一样，事后才知道其中有徐冰副部长和一些高级人员,但我一个也不认识。随后有个姓汪(王)的科长,出来引导乘坐汽车,一直来到旧日的六国饭店。入门时,看见一条“欢迎真和平代表”的标语,心里自然体会到如果是假和平代表,当然不受欢迎。次日,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我们。
和谈开始时,先是个别交谈作为预备，然后正式谈判。我曾与林伯渠、叶剑英代表分别谈过一次话。其他代表与中共那一位代表谈过几次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素有心脏间歇病,到北平后又复发了。有一天，我外出回来，适值六国饭店电梯停了，步行上到三楼(我住五楼),就上不去了,在楼梯上坐了好一会才上去。汪科长于当晚就把我送入北京医院。
使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是毛主席召见南京各个代表。同我一起被召见的有刘斐,地点是在香山旧慈幼院。那里除毛主席外,还有朱总司令,并在那里同吃一顿午饭。
大凡南京代表，不论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或谒见毛主席，总不免要将南京方面的情况和对和平的意见阐述一番，希望和平谈判获得成功。记得中共某代表问起李宗仁在南京有多少自己的队伍，我回答说只有一个卫士队时,中共代表立即指出:“这是很危险
的呀!万一蒋介石或其部下反对和平，岂不马上可以把李宗仁捆起来吗?”为此,我曾打电报给李宗仁,要他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实中共代表这个担心，就是暗中指出李宗仁的和平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即使李本人有诚意,最后也是不能作主的。
在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期间,我曾拜访过民革的李济深，民建的黄炎培，民进的马叙伦，还有傅作义。这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设宴颐和园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游春。我因同以上那些先生早有预约不能赴宴。晚饭是在傅作义家里吃的。同座只有邓宝珊一人，彼此都是旧相知，无话不谈。我觉得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宽大的,而傅先生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四月十日晚召开双方代表全体正式会议,我虽病在医院,也不得不出席。双方代表全体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共代表以周恩来为首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南京代表以张治中为首由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会场情况是十分严肃的。首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把拟好的和平条款向南京代表宣读一遍，然后把条款发给南京代表,希望我们回去加以讨论,再作答复。这个全体正式会议在不长的时间就结束了。南京代表回到六国饭店，就由首席代表张治中召开会议，除代表参加外,所有的顾问和秘书都列席,把中共代表交给的和平条款加以研究。全体一致认为和平条款的具体内容是与一月十四日中共毛主席所发表的和谈八项条件的内容是一致的。而李代总统又已发表声明承认那八项条件，则和平条款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但仍须派人请示南京。于是即席推举我同屈武顾问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次日专机飞南京请示。那时已是午夜一点多钟了。
他们推举我带条款回南京，自然认为我是桂系中人，对李、白说得动。但这回的事适得其反,李,白的态度早就变了;即使未变，又何能作主,岂不是仍要溪口(指蒋)作最后决定。我心里明白，但又不好推辞。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知道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乃于当晚二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召见我,勉励我努力完成这个任务。我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我回到北京医院已是夜里三点多钟了。我心脏间歇得更厉害，我请求派一个医生同到南京,以免在飞机上发生问题。次早八时，我同北京医院派去的赵大夫坐汽车到西苑飞机场。不料周恩来首席代表和其他代表都到机场送行，可见中共方面对达成和平谈判的诚意，因而益发增加我的责任感。周首席代表并释放在山东莱芜战役被俘的桂军师长海竞强，同我乘机回南京。海竞强是白崇禧的亲戚和骨干，这是中共对被俘人员的宽大和对新桂系好感的表示，也希望海竞强回去做些有益于和平的工作。但我在机上一直没有同他(指海)谈话,到南京以后就没有再见他的面,不知他到南京与白崇禧见面之后说些什么。
十四、南京破坏和平谈判的经过
飞机由北平起飞沿着津浦路直飞南京，不再到青岛加油了。四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多钟到了南京。到机场欢迎的也和北上起飞时一样，都希望我携回合于他们口味的和平条款。我同顾问屈武一同回到傅厚岗李宗仁的公馆，派来的赵大夫住到首都饭店。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就在李公馆开了一个小型报告会，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参加。我把在北平会谈的情形作了概略报告，并把和平条款的文件交给他们。他们听了我的报告和看了文
件,大家都默然久之。何应铁说,这个重大文件要拿回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原限十六号为最后答复日期)。我看当场情形不妙，不但何应钦、白崇禧的神色不好，就是李宗仁也默默无言。当晚我挂了一个北平的电话给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报告抵达南京的情形,只是说和平条款还要由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能答复。
我在李宗仁公馆住了两日，他们对我都闭口不谈此事。我觉得等得无聊而心脏病又复发，就搬到中央医院去养病。不料中央医院住满了伤兵,闹得乱糟糟的,于是又搬到鼓楼美国人医院。医生和护士知道我是和谈代表，刚由北平回来，大家东问西问，尤其是问共产党对北平的美国人怎样，和平的前途怎样，弄得我很难答复。四月十五日,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通知我，说明日(十六日)行政院开秘密会议，要我去作报告,地点在军校国防部会议厅。我想，为什么隔这许多天才开会呢?当然他们避开我不知谈了多少次。何应钦必定带了和平条款飞溪口请示蒋作最后决定，飞回南京才召集开会的。
何去溪口请示蒋,作最后决定,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蒋仍是国民党总裁，素来以党治国为号召的南京政府,能不受他约束吗?而且他仍掌握军政大权呢!在将要派出和谈代表前，张治中不也去过溪口请示了吗?可以说蒋当初所以不出面反对李宗仁和谈，是想利用和谈时间,作好军事布置。现在和谈的结果要请示他,和平也肯定没有希望了。
那次行政院的秘密会议是何应钦主持的。会议的形式是很奇怪的。作为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列席了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迁广州)飞来参加,可能已去溪口请示过蒋介石,也就是代表总裁的意见。阎锡山也被邀参加，因他是反共最力的，不久前才由太原飞逃出来住在南京。何应钦要他来参加，是想要他来作破坏和谈的楔子。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被邀参加。行政院除秘书长黄少谷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个部长。白崇禧没有参加,想是他早就决定要破裂,已飞回汉口去指挥部署了。这种会议形式,好似蒋未下野以前的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但李代总统坐在一边旁听。其他各院院长也未到会，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何应钦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要我作关于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报告。我讲了大约一小时，最后我说:“代表团的全体代表认为，中共这个和平条款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没有什么出入,李代总统以前也曾发表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所以全体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我报告之后，何应钦就请到会的人发表意见。吴铁城首先以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他说，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并未承认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他的话表面似为李宗仁开脱责任，而实际上又是责备李宗仁。他说，李代总统的声明，也只是说可以商谈，并不是完全承认。他指责代表团应随时请示中央，何能遽然认为可以完全承认。他尤其指出废除宪法和法统那两项最要不得。他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表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他说的话很长，无非是对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根本的否定。黄少谷当然是代表行政院发言的。他把我带回的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逐条分析驳斥,认为万不能接
受，参谋总长顺祝同把前方情报，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形说了一番。照他的判断,人民解放军正在部署渡江攻击,中共和谈决无诚意。
何应铁最后问阎锡山有什么意见?阎锡山低声地说了几句。他说这个条款实质上是难以完全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后也很难解决问题。他短短几句话，好似楔子一样深深地打入反共人们的心坎中。
李宗仁坐在那里很为难,一句话也不说。他如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他以前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为基础，然而他内心却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于他既得的利益(指代理总统)是有矛盾的。当然，他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代表的意见,就要与党方(中国国民党)军方发生冲突,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所以他坐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支持代表的意见。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也就是破坏和谈的答复。
散会已是十二点钟，就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我同李宗仁回他的公馆，我挂了一个电话给首席代表张治中。他们那里正等待我的回信呢!电话一打就通了，因为我由北平回来时，同中共约定，自四月十日到十六日双方电话都是开放的。张先生接到我的电话,问情形怎么样?我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只说行政院今晚(十六)或明日就有书面声明答复,到时你就知道了。我还说，我今日下午就飞香港。他听了,停了一会就说:“呵,呵,呵。”当然他知道和谈是决裂了。
我打完电话对李宗仁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放我快些回香港。他问参军长刘士毅有什么便机。刘说有两趟便机，一是飞上海的客机，一是直飞广州的专机。我想，到上海要停一夜，那里特务太多，不知要出什么事,不如直飞广州，飞得快的话,当晚就可搭船到香港。于是我就叫车直奔明故宫飞机场，连北平同来的赵大夫也来不及妥为安顿就走了，真对不起。刘士毅给我送来一百五十万元金元券,说是代总统送的旅费。我笑笑,心想不知还值几块钱呢?
十五、我由南京飞香港转赴北平
这架“自由号”专机是蒋介石不用的旧机，专供南京次要人物用。这回是接吴铁城等人由广州来南京开会，也是专送吴铁城等人回广州去的。我在机场碰见了屈武(他没有参加行政院秘密会议，不知到机场来送什么人去广州)。他见了我很诧异,问我事情怎么样(指和谈条款)?我不便说什么,只说要回香港;并对他说，希望他也快些回西北去，在南京久住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他明白我的意思,连声说好。
上了飞机,见吴铁城等坐在机舱前面的好位置上,我与他点点头,自己溜到机舱后面的位置上坐下,一声不响。飞机下午两点多钟才起飞，起飞后我忽然大起恐慌，怕飞机要先到溪口，吴铁城向蒋报告后，再飞广州。这样，我岂不是自送上门找罪来受?因为蒋自从我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之后,一直就不喜欢我;加以又怀疑白崇禧的逼宫也是我策划的，此次充当和谈代表又一致主张承认中共所提和平条款，见面还能有什么好话吗?我越想越害怕,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天由命去了。飞机一直南飞，两个小时不转方向,不停下来,我那恐惧心情才放下来。
到了午后八点多钟,飞机才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自有广州当
局许多人来接吴铁城。我是没人理睬的。广州市长欧阳驹见了我，问我在什么地方住?我说还没有一定住所。他说，就到他家里住。我到欧阳家里就倒在床上,要他请医生来看病,连他设的夜宴也不参加。广西驻粤代表来见我，我把一百五十万元金元券托他换港币。他说金元券今日下午已没有行市，当然市面上知道和平谈判已经破裂了。
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国民党中央来电话通知，要我到中常会作报告。我答实在有病不能到会。不久副秘书长郑彦棻坐汽车来接,我仍以有病推辞。他说在粤各位中委(包括执监委)都希望季宽先生到会作报告，就是有病少讲几句也好。我见推辞不脱,只好硬着头皮去。在路上我想好了脱身的方法。迁粤中央党部在某路的四层楼上,没有电梯,我走上三楼,实在上不去了,坐在楼梯上休息一会。以前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长马湘扶我继续走到四楼会议厅，孙科等都候在那里。我首先发言，说我实在有病不能作报告，好在吴秘书长(铁城)今日上午在南京始终参加了会议，一切情形他都知道，就请他作报告。我说完了这几句话就离席向他们告辞，安然回到欧阳家里,好似脱了一场大难。我托欧阳驹代买飞机票，次早即飞香港。
我回到香港不几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报上知道李宗仁一时飞桂林，一时飞重庆,一时又飞广州。广州是国民党最初发源之地,也成为最后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觉悟，尚可签字得到局部和平解决。我同李、白自小同学，相处数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后的和平谈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当初我就不愿充当代表。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是 见了棺材也不流泪的呵!我去作最后劝告有什么用呢?相反，即
使他们没有害我的恶意,但蒋介石的特务仍布满各地,难道他们不会暗下毒手么?所以我一直住在香港,不到内地来。
刘斐代表不久回到了香港，后来去广州见李宗仁和白崇禧作最后的劝告,但是没有效果,只得仍回香港。我们就纠合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联合发表通电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在开会的时候,也有些蒋帮死硬分子来参加,如上海新闻报社社长程中行就是一个。我们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不怕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捣乱，因为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会后，蒋帮死硬分子有些在中途就退出了,有些列名通电后又不敢回国,如刘建绪、李默庵等就去巴西作富翁了，有些去台湾的仍为蒋方效力。
上海解放后,中共驻港负责人调去上海,继任的负责人请我同刘斐到《华商日报》总经理的家里(似乎是姓邓)吃晚饭。他说周副主席(恩来)有电邀我同刘斐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求我们两人的同意。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竟然实现了，我们两人欣然同意。
过不多日，中共驻港负责人通知我，说有船北上，要我在某地等候。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老婆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要坐船去北平。她说，你奔走了大半年，还不够累的。刚刚回来不久，在家好好休息不好吗!她又说,和谈既已破裂,还有什么可奔走的呀!我说，这回去北平是应邀参加共产党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她听了默然不作声。
我到集合地点见了其他人，有的不认识，也有认识的(刘斐和黄祖培)。我们到一个小酒家吃午饭，受到嘱咐行动要秘密，预防台湾方面破坏阻挠。午饭后，坐一只小汽艇，驶到香港禁海(禁海是香港政府指定运载危险物品船只停泊的海面，周围挂了红旗),然后上一艘载重一千多吨的挂葡萄牙国旗的轮船。
我们上船，看见甲板上摆满了装石油的油罐。我心想万一失火,岂不是全船的生命都要完蛋,心里十分恐慌。这与中途受蒋匪拦截搜查同样的危险。我问那姓林的船长，他说装的是重油，就是一颗手榴弹炸去,也不会有危险。他的话自然是安慰我们的,我只好既来之则安之。那艘船又驶往澳门办手续,在月色光芒下，就向汉城北驶了。那艘船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的，这是一种掩护计划,到山东半岛外就向西入青岛停泊。我们在青岛登陆,乘胶济路到济南转北平。
我与蒋介石、新桂系的关系,从此结束而走向新生。在船上我填了一首词《木兰花》,最后一联是:“海天明月最关情,
深夜照人明里去。”
这一面是写当晚海上的景色，一面是写我内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关怀。
(一九六五年三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有黄绍竑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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