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古代文学出身的，有一段时期沉浸于隽永的唐诗宋词，对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则鲜有涉足，对大部头的小说更是望而生畏。
所以，半年前当李志良的小说《青莲》寄达案头时，我确实被吓了一跳。没想到，小说篇幅之巨令人咋舌，上下两册长达73万字；也没想到，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小镇，但历史背景之宏阔，令人震撼；更没想到，《青莲》作者是新闻界同行而且担任行政职务，竟能抽身写一部皇皇巨著，令人叹服。
书在办公桌上搁了几个月，间歇性地抽空读。就个人有限的现当代文学阅读经验来说，我认为这是本好书，好在充满浓郁的传统气息和粤剧底蕴，好在看得见浓厚的乡愁，好在唤起我们对父老乡亲命运的共鸣。小说写法很主流也很传统，难得的是，既没有令人生厌的说教灌输，又没有流行小说常见的庸俗套路乃至恶俗的低级趣味。
空间和精神的双重乡愁
《青莲》首先是一部社会史，它以主角粤剧伶人靓少德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展示了青莲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结构上，小说采取了双线叙事方式，一条线是青莲的村落史，一条线是粤剧的浮沉史。
从空间上来说，青莲是商业重镇，也是包括客家人和广府人在内的历史移民不断加入后形成的聚落。靓少德本姓何，是新来的广府人之一，为躲避日本入侵广州的战争灾难流落青莲。青莲一直就是这样，你来就是本地人，你走就是外乡人。这片荷叶形的土地，承载着一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人们。
青莲镇是一个粤剧氛围很浓厚的地方，甚至，一度有裂痕的客家人和广府人吵架也要通过唱粤剧比个高低。靓少德的姻缘、生活、人际关系都因戏而生。靓少德的妻子温葱莲是青莲镇的美人也是粤剧迷；靓少德的儿子浩深、浩刚都成了粤剧传人，孙子柳宗亮（浩刚和柳依依的私生子）成了研究粤剧的学者。
弃儿柳依依曾经在青楼卖唱，这导致她一生命运坎坷。何浩刚为谋生逃往香港，柳依依为了掩盖怀孕的事实假装嫁给癫仔海，并给儿子取名柳宗亮。而癫仔海一辈子从未上过柳依依的床，却无怨无悔地抚养柳宗亮，直到何浩刚归来。
守祠人何念祖是将军后代，传承着先祖征战沙场所用的鼓法，并且成为粤剧社的成员之一。摆渡人张三内心深藏着曾经与伶人合作经营“红船”的秘密往事，捡来的童养媳赵笑媚无意中被发掘出良好的粤剧天赋成为风云人物。
这些人的命运，因青莲镇，因粤剧，彼此交错并纠葛在一起。我们确实从中体会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复杂滋味。
《青莲》的人物性格鲜明。靓少德这个外乡人，亦文亦商，某种程度上是青莲的领袖，他以粤剧“八和”理念化解各类矛盾。但是，他的和气不是无原则的，反而经常表现出惊人的骨气。“生鬼开”伙同他人在赌场使诈将莫礼森的豆豉作坊骗到手，他们以重金请青莲镇的文化人王文斌题写匾额，得到的答复是“另请高明”。靓少德答应了演出的邀请，但是，他在舞台上用新编的剧本揭露事情内幕谴责赌博恶行，让对方公开出丑。
《青莲》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浓浓的粤语腔调扑面而来。我在珠三角待过很多年，所以，在读到这些地道的粤语词汇时脑袋就总是响起了相应的粤语腔调。
比起小说本身，《青莲》更有意义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思考乡愁的指向究竟为何物？都说故土难离，中国人确实有重迁安土和叶落归根的一面。然而，中国人也有落地生根的一面，中原人流落南方就成了客家人，广府人也可能融入客家村落。所以，中国人在对故土执着的同时也有适应新家园的顽强韧性。在青莲，我们能读懂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包容特征。
对乡愁在空间和精神上的双重追问，引发一个更加深刻的难题，即，都市人的还乡究竟是徒劳无功地怀念故土的心理悲伤还是可以在异乡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实现精神和解？
改写都市人还乡的悲伤命题
珠三角是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和外地移民最多的区域，在那里，很多人都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淡淡的哀伤——融不进去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
对李志良来说，《青莲》是一条“蜿蜒而修远回故乡之路”。值得注意的是，他有意强调了“故乡”和“家乡”的分别。父母在，那里就是家乡；父母不在，那里就是故乡。
在后记中，作者写道，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因为我在青莲盐坑岭瀑布侧那片草长莺飞的山岗上，用文字为她修筑了一架重回人间的天梯”；可以告慰视青莲为第二故乡的广府人了——“因为我在当年他们躲避战乱必经的连江上，用粤剧音韵为他们铺设了一条重回故里的锦道”。
在没有读到后记时，我已经被深深打动，沿着《青莲》这条“重回故里的锦道”，体悟到父老乡亲的命运之歌。它可能是江南的昆曲，可能是白鹿原的秦腔，也可能是赣南的采茶戏，抑或是夜郎的花灯戏，等等。
对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来说，文人对乡土的书写，并不陌生。
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的乡愁写作代表。福克纳一生都在书写“邮票大小”的家乡奥克斯福小镇，但是，他总将那里发生的人和事置于广阔的美国历史中，有南方的开发、庄园农业的兴起、奴隶制的产生、内战和重建、种族冲突、南方的衰落等。福克纳想让读者明白，是宏大的美国历史制约着小说中的事件发展和人物命运。
沈从文是中国的乡愁写作代表。沈从文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
沈从文被美国批评家斯通贝克称为“中国的福克纳”。在很多类似的中国文人笔下，现代化就精神而言是一个不值得欢迎的物质世界，陶渊明的桃源梦才是返璞归真的仙境。因此，在他们的观念里，后工业时代的都市人进退两难，既无法回到常常梦回的故乡也无法与城市水泥森林和解。于是，悲伤成为都市人精神还乡的基调，甚至，精神上的“乡土之恋”被宣布为悲剧。
坦率地讲，我不喜欢把怀乡情结渲染得过于悲观。孔子说，《诗经》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喜欢有节制地书写，这不仅是一种文字风格的需要，也是一种精神调适的需要。恰好，李志良《青莲》就是一种精神还乡的解药，“铺设了一条重回故里的锦道”。
大历史视野下的微观写作：新闻与文学的共通性
《青莲》写的是乡愁，空间跨度不大，但时间跨度不小，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迄止于新世纪近七十年。
就像福克纳和沈从文一样，李志良把故乡的事情和小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来书写，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起伏实际上体现了大历史的烙印。
这种写法也让我想到阿来的《瞻对》，这部非虚构作品再现长达两百年的瞻对历史。我们从这个小小的藏地，观察到清代中央王朝和地方的冲突以及艰难融合的历程。虽然这是非虚构写作，但是，阿来以批评家的姿态积极地“介入”了笔下的历史， 做出中肯客观的分析评价。阿来在《瞻对》获得人民文学奖之后说：“真正的文学，一定是通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我努力地通过文学之路，把这个世界推开，到处走走看看。”
以小见大，从个别出发来处理普遍性的问题，这是文学的方式也是新闻的方式。甚至，这种方式在表面上和流行的微观史学有共同之处。微观史学最大的特征是注重研究局部，重视著述的叙述性，主张历史著作当具备很强的可读性。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一个 16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如果把《青莲》当成是粤剧的乡土文化史来看，确实有微观史学的影子。
不过，微观史学过分关注细节，关注“短时段”因素，游离于大历史主题之外。因此，史学界对微观史学有所反思，冰岛学者西古尔·吉尔菲·马格努森断言：“所有的微观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取向，即建立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
《青莲》以小见大的方式，既有微观史学的可读性又超越微观史学的局限性，小说中“和”的价值观念以及乡土传统文化归来的信念，从微观走向宏观，避免碎片化而呈现整体性。
所以，《青莲》不仅为都市人精神还乡提供了摆脱悲伤叙事的可能性，也为我们在书写时代方式上提供了一个有借鉴意义的范本。在时代和群体命运的整体性书写中，我们不再陷入都市人际孤岛的孤独无助，这是文学答案也是生存答案。
来源：贵州日报天眼新闻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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