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答武帝策问时，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并谏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天人感应做了详细介绍，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他认为人的模样与天的模样相同，人的道德品质是“天意”“天志”的体现，以此来论证他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和殷周以来“上帝说”和“天命说”、先秦儒家学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汉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殷商时期“上帝说”和“天命说”非常盛行，《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有商服天命”。到了西周这种宗教神学思想发展成了“以德配天”的理论，“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这时的天人思想应该说是理性主义在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萌芽，人们观念中的上天是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统一。
春秋时期的天人思想里增加了孔子所说的命运之天的意思，《论语·颜渊》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把人的生命归之于天，使天和人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也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们要是能扩充和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四端，因为“本心”当中就包含着自己的本性，一旦“知性”，进而就可以认识“天命”。
秦汉时期，人们开始探索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事之间的种种联系，认为自然与社会、人事之间有某种机械的感应关系，并认为这种感应关系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原因所决定，而是由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秦汉时期人们对自然天道和社会人事的探索，促使阴阳五行学说逐步的构造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并成为中国古代解释自然界阴阳两种物质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理论根据及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哲学概念依据，使得“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
董仲舒就是在传统“天命观”和“上帝说”的影响下，进一步融合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并且汲取了已有的阴阳五行说和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关内容，将其熔于一炉，建构了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天人感应”理论。
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思想的迸发都是一定社会坏境的产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不例外。
首先，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的政治背景是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在吸收先秦灭亡的经验中，董仲舒充分认识到，先秦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王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借助某种手段对君王集权进行制约，这时，“天”就成为董仲舒的首要选择，通过上天的威力，可以对君王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使得君主自觉对自己加以约束；
其次，“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有其经济背景，先秦对于百姓的压榨使得民不聊生，进而使得百姓揭竿起义，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汉朝初期，由于饱受战乱之苦，人们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为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董仲舒在“天人感性”思想中提倡“天”是有意志的，并且是具有兼爱精神的主宰者，以此稳定人心，巩固国家统治；
最后，“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君权。在“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中，君主的权利授于天，君主可以和天交相感应，这就增强了君主的神圣性，使其更容易控制政权，百姓出于对“天”的敬畏，对“天”在世间的代言人——君主也就充满了敬畏之情，因此，君主可以借助天的权威，增强自己言语和行为的神圣性，因此便可以加强对于百姓思想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管理。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天主宰人类社会，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天能干预人事，而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自然界的各种灾异、祥瑞现象代表了上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作为能够对天产生巨大的影响，灾异的起因源于上天对君王暴政的谴责。”
（一）天人感应学说中“天”的概念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中，“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宇宙万物都是“天”有意识创造的，董仲舒虽然把“天”看作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但是他对于“天”的认识不是把先秦时期的作为人格神的“天”进行简单的重复，他通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改造以及对自然界现象随意比附、解释来论证天有意志，并且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都说成是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扩充了天的意志内容。
（二）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过程》中，冯契分析了董仲舒如何运用其逻辑范畴。指出董仲舒讲述《春秋公羊传》的方法主要是用类比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通过类比的方法，董仲舒指出天和人能够相互感应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同类相感以及天人同类。但是冯契没有指出天和人本不同类的两者变成同类的原因。
其一，同类相感。在董仲舒看来，凡是属于同类的事物必定会相互感应，在《同类相动》中他说到：“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也就是说，同类的事物之间有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声音的共鸣、天气对疾病的影响等等，都属于“物之以类动者”。
其二，董仲舒利用同类相感的原理解释任何天人之间的互相感应。但是很明显，在现实世界中天和人是不属于同类的，因此，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用来说明天和人是相通的。他认为，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品质、生理构造与功能都来源于天，并且是按照天的模式组建而成的，“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这是从人的情感意识方面讲天人同类，在这里董仲舒指出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小的宇宙，都是阴阳五行之天的具体而微者，因此天人是同类和同理的，在这个基础上，天人也就是可以相互感应的。
（三）天人感应的途径
1.阴阳五行学说
“五行”这一观念早在《左传》里就已出现，“金木水火土谷，谓之六府。”《左传》中的五行主要是指地之五类实用资材。战国时期的邹衍对传统的五行学说进行了改良，使得五行有了新的特征，他的五行不再仅仅指具体实物，而是把五行上升为天之五气。气与天相连接，成为天命的工具。除此之外，邹衍的五行还有五德的意思，天命支配五德，五德支配朝代的更替。邹衍的五行虽把五行上升为五气，但是五气并未与天产生某种联系。董仲舒是第一个把天与五行之气联系到一起的人。他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了传统的天神信仰，他认为天神是有意志有情感的，但是它的意志和情感并不是直接表达或者以鬼神和巫觋为中介来表达，而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表现出来的。
首先，在董仲舒看来人间政事和人的情感气候变化是一致的，并且把这些变化归结为是上天的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春秋繁露.阴阳义》）。
其次，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阳”为主，“阴”为从，人间礼制名分都根据阴阳的主从关系而有等级差别，这也就说明，人间礼制的等级名分受“天”的意志的影响，是“天”的意志的表达。
最后，董仲舒认为宇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的物质构成，“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董仲舒还把五行配入时空位置，“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除此之外，董仲舒又把五行配入四时，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如果宇宙按照五行运转，则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春夏秋冬皆会合理的生成和运行，五行失序则是引起灾异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论述，表明董仲舒在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中把“天”彻底变成了阴阳五行的主宰者和操纵者，“天”并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直接发号施令，而是借助阴阳五行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2.圣人
上面所叙述的阴阳五行是天人交相感应的一个中介，而圣人则主要是天和君之间交通的媒介，只有圣人能沟通天与万物、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重政》）、“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二瑞》，董仲舒构建的权力分配的三权构架是天、圣、君，在董仲舒的学说中，“圣人”是孔子的化身，因为孔子究天人，通古今，作春秋，为尘世帝王预警，为万代治平立法，是意识形态的最高主宰和尘世的精神导师。
董仲舒继承和改造了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在天与君主之间安立了圣人的权威，试图实现君与师，势与道的分离，为儒家展示其内圣外王的抱负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崔瑞德、鲁惟一著，杨品泉、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五行之义》，中华书局，199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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