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的来华使团在1720年11月18日抵达了北京，彼得大帝使团到北京来是谈判贸易的。自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后，俄罗斯与大清贸易往来频繁，尝到了与大清和平往来的好处。但1710年代以来，俄罗斯对华贸易日渐衰落。衰落的根源，按照今天的说法是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当时大清理藩院给俄罗斯的公函是这样解释的：
（大清）各种皮货甚为丰足。况广东、福建等沿海地方，每年又有西洋等国商船前来贸易，诸凡物品甚足，无人购买尔之商货。皮货乃寒冷季节需用之物，内地暑热，而且所来皮货又甚多。小康人家购买貂、鼠皮张缝制衣服，一件衣服将穿多年。富有之人虽然愿买，而尔属之人又高抬物价，因此不能卖出。遇有内库购买各种皮货时，尔商人不但不肯出售好皮货，反而高抬物价，暗中私自赊给无名商贩，此等商贩皆为贫穷之人，一旦无力偿还，则又再三求告监督催收。
1720年，俄国使团来华途中经过长城的关口
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如果中国商贩实在没钱还给俄罗斯商人，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理藩院写了一大堆理由来告诉俄罗斯，贸易减少不可避免，归根到底是因为俄罗斯的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竞争力。当时俄罗斯正在欧洲一侧和瑞典等国打仗，争夺出海口，彼得大帝需要大清的贸易来支持他在欧洲的军事行动。1719年，彼得大帝派伊兹麦伊洛夫率团出使大清，目的就是来找大清谈贸易。出行前，俄罗斯知道大清对书写用词这些细节很在意，专门在称谓上做了特别安排。彼得大帝让使节带给康熙的国书，最后的落款是：“大皇帝的好友，彼得。”这样通过朋友相称，避免了称谓上出现高低之分。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整个使团两百多人，停停走走，走了十六个月才到达北京。随团医生约翰·贝尔在游记中说，他估计速度快的话，应该半年时间可以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打个来回。使团到了北京，受到了康熙的热情接待。康熙一向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从国家战略层面讲，他一直认为大清最大的敌人是西北还没有归顺的蒙古部落。1720年，西北依然不太平。康熙派出他最得力的皇十四子前往处理甘肃、新疆、西藏这些地区的边务。所以，康熙对俄罗斯使团来访的举动也很欢迎。对康熙来说，能通过贸易稳住俄罗斯，把俄罗斯变成自己的盟友，是代价最小的解决大清北方地缘政治问题的方式。
俄罗斯使团是带了彼得大帝信函来华的正规使团，同时也提前通知了礼部和理藩院。本来是要这两个朝廷部门负责接待使团，但使团到了北京后，和礼部以及理藩院主管在接待的具体礼仪上不能达成一致。俄罗斯大使要求亲自把彼得大帝的信送交到康熙手中，同时要求免除三跪九叩的仪式。这两条礼部都不能答应，说这不符合规矩。1676年来华的俄罗斯使团就在礼仪问题上和礼部谈崩了，以至于最后什么实质条款都没有达成。有了前车之鉴，在两国又因礼节问题陷入僵局以后，康熙决定绕开礼部等朝廷部门，让内务府通过满人传统的私人方式来接待俄罗斯使团。这样一来，整个接待又变成了康熙的私人行动。所以这次俄罗斯访华使团也和之前章节中的多罗使团一样，在《清实录》以及后来各种官修史书中都没有记载。
康熙绕开了紫禁城，把接待地点放到了他西郊的畅春园中。俄罗斯使团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大概也觉得奇怪，为何康熙没有在皇宫中接待他们，只是在他郊外的“乡村别墅”（country house）中接待了使团。接待中，康熙完全放弃了中国传统方式，而改用满人的待客之道。约翰·贝尔说，他们被带到接见的院子后，看见各官员在通向接见大堂的道路两旁，露天席地盘腿坐在皮垫子上。当天是11月28日，北京已经是冬天，约翰·贝尔感叹好冷。当时在场的翻译是三名传教士，约翰·贝尔专门记录说他们当时穿着大清的衣服，也就是说他们是代表大清出席这次会见。根据康熙派人和俄罗斯大使在接见之前的交涉，双方各自退让一步，俄罗斯大使在见到康熙以后，把信放在一个小桌子上，再由康熙的人把信拿着，在大使看着的情况下，转交给康熙。这样做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
在实际会见时，俄罗斯大使也确实按事先约定，看到盘腿而坐的康熙后，就把信放到预先摆好的桌上。但康熙看到这个步骤后，示意大使亲自把信送到他的跟前。在接信的同时，康熙询问大使：“你国君的身体还好吧？”整个递送环节，最后完全按照俄罗斯大使希望的程序进行了。康熙又让翻译跟大使讲，他为了和彼得大帝表示友好，这样接信是把朝廷的规矩都破坏了。他希望大使把他的话带回去。接见使臣时，康熙盘腿坐在龙椅上，其他臣工席地盘腿坐在地上，随后摆宴吃喝，席间音乐伴奏，这都是按北方游牧民族的待客传统在接待外交使节。宴会上，康熙还询问了俄罗斯大使一些欧洲君主的情况，同时他还专门提到，听说彼得大帝经常出海，说大海太危险了，让彼得大帝要多加小心。康熙让使节把他的话给彼得大帝带回去。康熙还提到了瑞典，说一个瑞典小国，怎么让俄罗斯如此头疼。康熙提到出海和瑞典，是话中有话，一是显示他有渠道知道俄罗斯在欧洲最西面的战况；二是和瑞典的战争在当时是俄罗斯和彼得大帝的痛点。彼得大帝跟瑞典打了二十年，在两国战争历史上称为“大北方战争”（1700-1721）。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Charles Ⅻ）亲率大军几次以少胜多，战胜了彼得大帝率领的部队。卡尔十二世也是欧洲的传奇人物，一生几次大起大落，直到他1718年去世，俄罗斯才终于在与瑞典的战争中取得控制权。1720年，俄罗斯已经签订了几个条约来结束战争。尽管俄罗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是苦战后的胜利。所以康熙问为什么和瑞典一个小国，俄罗斯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个问题一出，康熙就等于告诉使团他知道俄罗斯西线吃紧。使节是如何回复康熙的，约翰·贝尔没有记录。不过贝尔听到康熙谈论欧洲战事很惊讶，没有想到这个远东的君主知道那么多。
宴会结束，使团退出殿外，跟着外面席地而坐的人一起，对康熙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使团跟着大清的人一起给皇帝下拜，算是入乡随俗行礼。这跟单独拜还是有区别的。单独拜，是代表了彼得大帝。约翰·贝尔记录里说，当时有一个人大声用满语指挥着大家，什么时候跪下，什么时候站起来。
康熙就这样用满人的接待方式，绕开了朝廷的礼仪。第二次会见，康熙让俄罗斯人直接到内廷谈，据约翰·贝尔说，这次会见只有俄罗斯人和康熙内务府的人，没有官员。这一次康熙和俄罗斯使节应该谈了一些正事，约翰·贝尔对谈话内容没有记录。俄罗斯使团一直在北京待到来年3月才离开。这期间他们在康熙的关照下，见识了北京的方方面面。传教士是他们的翻译，以及在北京的向导，带他们参观了康熙的动物园，里面养了大象。俄罗斯没有大象，这让俄罗斯人大开眼界。康熙爱好广泛，对各种动物也有兴趣。早年葡萄牙人还给康熙送来一头狮子。不过没养多久，狮子就死了。传教士也私下宴请过俄罗斯使团，席间还有内务府里的杂技演员表演杂技。俄罗斯人还去参观了北京的天文台，看了康熙的玻璃厂。玻璃制作是传教士把技术从欧洲带到中国的。约翰·贝尔说玻璃制品最初到达中国时，被当成宝石，卖得很贵。这个厂开起来后，价格就迅速降下来了。而且约翰·贝尔说里面产的玻璃制品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康熙送给彼得大帝的礼物里面就有两件这家玻璃厂的作品。
12月有很多西方的节日。俄罗斯人先是在北京一个东正教小教堂过了节。雅克萨之战后，俄罗斯投降的俘虏被押解到北京。康熙把这些俘虏编入了满人八旗中的镶黄旗下面。康熙善待这些俘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保持自己的习俗。这一点让约翰·贝尔很敬佩。圣诞节前后，俄罗斯人又接受了京城中传教士的邀请，到耶稣会神父在北京的教堂中做客。他们也见到了教皇派到北京的使节。约翰·贝尔特别注意到，在圣诞节期间，康熙还派了他的一个太监，代表他参加教堂里举行的活动。康熙通过这种方式，让传教士感受到他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春节期间，俄罗斯人还看了很多次北京的焰火表演。在一次焰火表演后，他们和康熙聊到了中国发明的火药。交谈中，康熙还说到了《圣经》中的洪水和诺亚方舟，他说那时候中国记录中也是洪水滔天（可能说的是大禹治水时代）。康熙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和俄罗斯使节闲聊，展示了他的才学。最后聊天结束时，康熙还很客气地抱歉说天气这么冷，把你们留久了。当然俄罗斯使团忙表示这是他们的荣幸。这时候，康熙幽默地说，也是，你们俄罗斯人都是不怕冷的。说完后，双方相视开怀大笑。这让在场的约翰·贝尔很感慨，说康熙不仅是有知识、有思想的君主，还非常地平易近人（affability）。
约翰·贝尔在北京这段时间，还实地到北京各个市场去逛了。除了赞美北京的治安和整洁以外，他提到了他发现香烟（tobacco，非鸦片）在北京已经是日用品，男女都有抽。他观察到茶馆里人们在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也就是说抽烟不局限于有钱人或者特权阶层。他去北
京郊外，还看到那里有烟叶种植。根据他抽中国香烟的经验，他认为中国烟比西方烟的烟味稍微要淡一些。他说草原人蒙古人只喜欢抽中国内地烤制的香烟的味道，只从中国内地购买香烟。约翰·贝尔对香烟味道的评价，基本跟现在人的评价是一样的。
香烟是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伴随全球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件重要商品，也是早期全球化中的标志性商品。约翰·贝尔特别提到香烟在中国的普及，是要说明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最早的香烟大概是明万历年间从南方沿海传入中国的，后来烟叶开始在福建沿海地区种植，而这时已经在北京种植了。近年来，对香烟历史的研究发现，不同文明和地区对欧洲国家运送来的香烟有不同的反应。比如最早欧洲天主教国家对美洲来的香烟是很排斥的，认为这是蛮荒之地的产品；当时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对香烟很排斥。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对香烟以及当时很多美洲来的物品（包括很多农作物）反而很容易就接受了。约翰·贝尔记录这一点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化是否排外，是否有包容性等有疑问，约翰·贝尔用香烟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有包容性，跟当时的世界紧密相连。同时，约翰·贝尔还去考察了另外一个将中国同世界紧密相连的物品--茶叶。当时茶叶在欧洲卖得很贵，是有钱人喝的饮料。他看了北京市场上卖的各种茶叶以后，直呼暴利，说商人赚了几十倍的差价。说完茶叶，约翰·贝尔又提到，咖啡当时没有能进入中国，大约是中国人对咖啡没有兴趣。
最让约翰·贝尔难忘的经历是打猎。过完春节以后，康熙邀请俄罗斯使团去打猎，因为知道他们也有这个爱好。俄罗斯使团来的时候带着狗。一到中国，接待他们的满人官员，就对他们的狗很有兴趣，因为那是猎犬中有名的品种（具体什么品种没有说）。这次打猎安排，从时间上看有点早，安排在2月末，正常开春以后才是打猎的最佳时节。康熙要通过打猎向俄罗斯使节显示自己的军威，这跟现代通过军演来展示实力有相通之处。在打猎中，康熙让俄罗斯使节骑马跟在他旁边。1720年的康熙已经66岁，但他在骑马打猎中对进退节奏的掌控，对马的速度的控制，以及指挥周围士兵在打猎中保持的阵形，都让俄罗斯人叹为观止。约翰·贝尔说有一天连续骑行了六个小时，他都受不了了。最后一天，他们还一起狩猎了老虎。面对老虎，康熙当时用的是枪（Musket，现代步枪的前身），打了两枪都没有打中。于是他把枪递给了俄罗斯大使，让他试试。俄罗斯大使装弹以后，向老虎靠近。约翰·贝尔说，有十名卫士拿着长矛跟在大使后面，以防出现意外。大使最后也显示了他的水准，一枪把老虎打死了。打猎就这样欢快地结束了。晚上康熙命人把制作好的虎皮送到大使的帐中，还让人转达大使，根据打猎的“江湖规矩”，谁打死老虎，虎皮就应该归谁。大使很开心地接受了虎皮。
这次接待俄罗斯使团，康熙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他的文韬武略。约翰·贝尔这个走遍世界的苏格兰人，给予了康熙极高的评价，他回欧洲后就出版了他的游记，成为当时欧洲的畅销书。但可惜的是，这次使团入华在大清的正史中一个字也没有记载。20世纪70年代，在总结中俄历史关系的时候，国内学者终于在理藩院的档案库存中发现了两封关于这个使团的历史文件。一是前文提到彼得大帝自称为康熙“好友”递交给大清的俄文国书。另外一封就是俄罗斯使团离开大清的时候，康熙让理藩院给俄罗斯的回文。俄罗斯大使出使，需要拿到对方国家给出的公函，确认大使把礼物送到了。1676年俄罗斯来华使团就向大清要过确认函。当时俄罗斯大使因为各种朝廷礼仪问题跟清廷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大清朝廷也就没给俄罗斯大使开具确认函。作为翻译的传教士南怀仁记录下了当时的矛盾，最后是他给俄罗斯大使写了封信，作为大使入京的证据带回了俄罗斯。有了这个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康熙用自己的内务府接待完俄罗斯使团，在最后时刻，又把朝廷中的理藩院牵扯进来。这是因为正式文书必须要用到理藩院这个朝廷部门。这封文书内容极其简单，一看就是用来走过场的，全文如下：
敕谕俄罗斯使臣伊兹麦伊洛夫：
尔国君主恭请朕安，愿益敦两国之睦谊，祝中国愈加繁荣昌盛，诸事成功等情之奏书，朕已收阅，贡物皆已收下，凡事皆已当面降旨。着尔恭记朕旨，转告尔君主，事竣妥为返回。特此敕谕。
全文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句确认大使入京带来的礼物和问候都收到了。第二句可以说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康熙把交待的事都省略了，用了一句“凡事皆已当面降旨”带过了。这说明康熙不想朝廷部门和官员知道他和俄罗斯大臣商谈的具体内容。但同时他又需要朝廷部门出具公函，因而不得不用他们。这份文书档案的下面还有备注，是康熙要求理藩院选用特别纸张来写这两句话。从备注上看，第一次用的龙笺纸，康熙不满意，让他们换成“香笺纸”来重写。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份文书是形式大过内容的操作。最后，理藩院尚书亲自把这份大清出具的文书在紫禁城午门前交给俄罗斯大使，送他离开，算是完整地为俄罗斯使团走完了整个程序。约翰·贝尔也特别记录了1721年2月26日这天最后送交文书的过程。他说理藩院尚书反复对俄罗斯大使讲，这又是康熙破例，以前从没出具过这样的文书。
（本文摘自孙立天著《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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