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对很多人来说想必都不陌生，但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就已经有和朝鲜“联手”作战的经历。
在这场朝鲜战争中，明朝有一位负责和谈的人，竟然靠着信息差与伪造将中、朝、日三国都“蒙”了一段时间，明朝评他“市井恶棍”、丰臣秀吉称他“猛将”，他就是沈惟敬。
作为这场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丰臣秀吉的决策显然是关键原因，而让丰臣秀吉作出对外侵略的决定，也与当时日本的国情离不开关系。当时的日本在应仁之乱后，正经历安土、桃山两个混乱的割据战国时代。
由于古代日本历史中长期存在军人干政的情况，故而发展到后期“天皇”本身已经成为标志性的摆设，而非真正的实权所在——实权在幕府将军手中，而幕府将军之下则又有着许多“大名”，对标的则是我国古代的诸侯。
这样的政权结构虽然能够通过幕府将军在短期内对日本统治起效果，却不是长期稳定制衡的最优解。
1467年到1477年发生的应仁之乱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场争斗的两个主体就是当时统治的室町幕府的将军与大名们，这场争斗的后果也显而易见：日本由此陷入了不同势力大名们割据、互相争斗的时代。
织田信长作为日本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在随之到来的安土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并脱颖而出的，甚至安土时代本身就是以他的成就命名相比之下丰臣秀吉起初并没有这么显眼，这位穷苦人家出身的步兵，一开始只是织田信长手下人之一，因为瘦弱与不起眼，很长一段时间里“猴子”都是他的绰号。不过丰成秀吉有个特点，那就是善于抓住机会、展示自己的优点。
于是从前文提到的桶狭间合战开始，织田信长发现了手下有这样一位可用之才，并且随着时间增长，他对丰臣秀吉越来越信任，后者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
如果说织田信长的出现已然是古代日本的奇迹，那他的陨落也十分令人意想不到——就在1582年发生本能寺之变，其下属明智光秀带兵叛乱，趁其不备直接杀死了他。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织田信长的陨落也是丰臣秀吉登台的“铺垫”，在随后开始的新一轮混乱之中，丰臣秀吉就这样脱颖而出，做到了在名义上统一日本的地步，成为当之无愧的织田信长“继承人”。
难以应对，向宗主国求援的朝鲜不过丰臣秀吉虽然实力过硬，但统一日本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是直接靠当地大名的“臣服”，而并非实打实攻下的江山。所以在丰田秀吉开始自己的领导后，当务之急就是要巩固自身政权的统治权威。
就这样，在日本国内，丰臣秀吉推行太阁检地、刀狩令；而对国外，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用战争转移一部分国内人的视线，并对自己的实力加以证明。日本想要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首要考虑的就是中国、朝鲜半岛这两个地方。
丰臣秀吉的意图也十分明显，那就是剑指当时的明朝，并提出从朝鲜半岛攻入，这样方便进入山海关内。对此，包括丰臣秀吉在内的当时日本朝廷中人，都将日本比喻为“弓箭之国”，反倒嘲笑明王朝是“长袖之国”——意在说明朝“文弱”不及日本。
就在丰臣秀吉策划侵略的同时，朝鲜王朝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结束高丽王朝、开启朝鲜王朝后，重文轻武、重农抑商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逐渐变成了王朝的沉疴。
在国家基本保持和平的情况下，东西、南北党政接二连三开展，国家的政治重心放在了“内斗”上，军备实力松懈是必然的结果。于是，丰臣秀吉在1587年后便开始通过各种理由向朝鲜施压，意在让朝鲜归顺自己，合谋入侵明朝。
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朝鲜自然不会同意，当时朝鲜的策略是先拖延一段时间、再派人去向明朝通风报信。不过由于朝鲜方面也在犹豫，担心明朝得知消息后会认为自己是日本的“内应”，所以就在这五年的纠结中错失了最佳时机。
1592年丰成秀吉正式以“借道朝鲜”的理由，下了最后通牒。就这样，朝鲜还没有什么反应时间，进攻就很快展开。并且按照德川家康提出的“陆海并进、速战速决”策略，朝鲜当时的国都汉城在20天内就失守，统治者仓皇出逃，对明朝的消息也从“报信”转变为了“求助”。
而此时，明朝已经建立二百余年的统治，正处于万历20年。这时的明朝经历了重臣张居正在十年前去世、俺答去世后继承人难以稳住局面，蒙古部发生骚乱后，靠着“万历中兴”的家底与明神宗前十年的亲政，才让政局还算稳固，仍然有能力应对这样的战争。
在接到朝鲜的求助后，明朝与朝鲜的沟通曾有过短暂的分歧。
隐患正是朝鲜前几年对日本方面意图的三缄其口，让明朝怀疑朝鲜此次求助是否会有诈——因为明朝沿海一带消息灵通者早就有传日本要侵略明朝一事，作为息息相关的朝鲜，居然在战争爆发后才通过含糊的说辞来求助，实在令人不能不提高警惕性。
好在朝鲜在面临亡国危机下，拿出了最高的诚意和归顺的姿态，再加上其他消息的交换，明朝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不过起初由于军队长途跋涉、存在劳累与水土不服，再加上从朝鲜方面得到的军情在对日军的人数和武器上描述都出现错误、军饷补给也不够及时，所以作战并不是很顺利。
同时，明朝还面临着另一场国内的硬仗要打，那就是解决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出于对局势暂时不利的稳定，和国内要再增加援兵需要调遣和时间的考虑，明朝决定展开第一轮和谈。
瞒天过海，在战局中保持微妙平衡的沈惟敬和谈派谁去？这个问题成为朝中相关人士避之不及的差事，愿意参加并且条件适合的似乎只有一人，他就是沈惟敬。沈惟敬是商贾世家出身，家族在贸易上一直与日本人有往来，所以他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
再加上年轻的时候，他参与过抗击倭寇的行动，爱国之心是能得到保证的。最重要的砝码是，沈惟敬收留了一个名叫沈嘉旺的家仆，后者曾流落在日本18年，对日本的了解和与日本人的沟通能起到起到极大帮助。
早在明朝的军队首次抵达朝鲜之前，沈惟敬就被作为先遣队派到朝鲜与日本“和谈”来刺探情报，所以这次再去无疑难度会减小。
当时日本方面负责外交相关事务的事小西行长与小西飞，他们在日本也是商人出身，在看待事物的视角上有很多利益考虑是与沈惟敬一致的，这也为后期两人的“合作”打下基础。
当时的沈惟敬只带了四五位家仆就进入丰成秀吉大军所在的军营议和，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丰成秀吉对他“猛将”夸赞的来源。双方约定停战50天，这让沈惟敬在回去后得到了明朝与朝鲜的共同称赞。
不过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可以说不到最后一刻结局都是难以预料的。起初不利的明朝和朝鲜军队，在后续作战中调整状态，一鼓作气收复平壤、奋勇杀敌；但随后又因为骄傲轻敌，中了日军的圈套，局势又陷入对峙。
在这种情况下，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再次会面展开和谈。此时的情况早已不似之前的轻松，双方各有优劣的情况下，彼此的君主都坚信优势在本国，并不肯先一步低头屈居人下。丰成秀吉首先开出《大明日本和平条件》，里面有着苛刻的七条要求。
知晓双方情况的小西行长也对明朝接受这份条件不抱任何希望，但他和沈惟敬又有任务在身，必须给双方君主一个交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那就是由两方使臣“合作”，瞒过中日朝三国，维持暂时稳定。
于是沈惟敬利用语言不通这一情况，将丰臣秀吉提出的条件避重就轻地集中在“称臣请封”一条——这在当时就引起部分朝臣的质疑，他们并不相信丰臣秀吉会轻而易举归顺。但自信且不愿意让局势发酵的明神宗接受了这个说法，下令让丰成秀吉上表称臣即可。
沈惟敬的第一个谎言就这样开始靠着越来越多的谎言去圆。为了获得降表，他与小西行长共同商量拟定了一份丰成秀吉的《关白降表》，解释日本的做法是由于想进贡明朝却被朝鲜阻拦，将战争矛盾解释为朝鲜。
这个弥天大谎由于双方在情报和语言上的信息差，硬生生让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就这样维持了下去。在此期间朝鲜与明朝商议相关事务，包括后来还宣小西行长进京谈论册封事宜、沈惟敬赴日本安排正式册封仪式，都称得上井井有条。
不过谎言就算重复一万遍也变不了真相，尤其是这样一条涉及三个国家的弥天大谎。破裂的端倪始于明朝使团前往日本途中，正使李宗诚听到了身边的小道消息，了解到丰成秀吉真正开出的七条要求，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能同意的事情。
出于对生命安危的担忧，他选择立刻逃回明朝并禀报这件事。真相一出，震惊朝野。但更戏剧化的是，事情进行到这一步，最能稳定局势的做法反而是让明朝也参与进来“圆谎”，只能寄希望于丰成秀吉不会对明朝的真实打算起疑心。
于是明朝虽然愤怒于丰成秀吉的野心和沈惟敬等人的欺骗，却还是派沈惟敬前往日本。在册封前的一段时间，沈惟敬与丰成秀吉称得上相处融洽，沈惟敬还跟着参观了日本的多出景点。
可惜的是，谎言总有破绽，就在其乐融融的册封典礼结束后，丰成秀吉让相国寺鹿苑僧人承兑宣读谕书，在这其中却没有听到自己起初开的那七项条件，他立刻勃然大怒，在驱逐两国使团后策划了第二次入侵，
此时的沈惟敬已经完全是为了保命在维持谎言，他利用开展前的准备时间，继续在日本购买当地货品送入国内假称“贡品”、伪造丰成秀吉的“谢恩表”……事情彻底败露后，才在1597年终于将沈惟敬捉拿归案。
如果说沈惟敬的第一个谎言是为了在混乱的局势中争取斡旋的余地，算是有为国家考虑的话，其后的谎言则完全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和性命的胡编乱造。
他将三个国家的外交置于玩笑地位，这是对三个国家的不尊重，也给明朝对局势的估计放了“烟雾弹”，获得被捉拿审判的下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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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郑红英,刘耀东.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J].东疆学刊,2023,40(03):66-73
[2]郑洁西,杨向艳.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以萧大亨《刑部奏议》为中心[J].社会科学辑刊,2014(03):135-139.
[3]郑洁西,罗子玉.沈惟敬“东行”与明日朝交涉——以万历二十一年的《沈惟敬书帖》为线索[J].海交史研究,2023(01):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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