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太太被特地从沈阳接到了山东，安置在位于济南的山东省交际处院，和山东省副省长李宇超等人成为了邻居。
后者和家人常常挤出时间陪伴这位这位老太太，使其最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年。
这位老太太就是党的一大代表、烈士王尽美的母亲。
王尽美
1957年，毛主席从南京飞抵青岛参加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就想起了曾经并肩作战的王尽美，带着对他的深深的怀念，告诉山东的几位负责同志，要他们记得这个好同志，把他还活着的老母亲“好好养起来”。
这才有了老太太的搬家之行。
中共一大是在非常秘密的条件下召开，当时参加大会的代表只有13人，毛主席和王尽美就占到了两个席位。他们一个活着坚持到了建国后，一个倒在了革命的途中。那么，另外11个人又是谁？他们都迎来了什么样的发展？
中共一大和与会代表提到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1921年7月1日”，但其实，7月1日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日期。
因为中共一大是在复杂局势下秘密召开的会议，当时并没有留下非常确切的文字资料，后世学者多方考证，才最终认定7月23日是党的诞生日。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也即共产党正式建党之前，其实已经在多地设立有早期组织，这里的“多地”包括有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海外的日本、法国。
既然有如此广阔的筹备空间，为什么后来会将上海确定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呢？有资料表明，上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
首先，近代上海同时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行政区域，也即形成了“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有多个势力相互制衡，又有华洋混处、五方杂居，中共作为新兴的革命力量想要进行政治活动更为便利也更为安全。
其次，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超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建设水平，上海轮船、铁路四通八达，又有电报、邮政联通国际国内，海内外人士进出上海、互相联络更为便利。中共建党选址上海，一方面就是看中了它的近代化交通信息网络可以助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因此，中共在上海成立，一定程度也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
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将上海确定为党的发源地，那么他们择定的具体的建党活动空间又是在哪里？
有官方资料表明，当时中共相对完整的建党活动空间主要是“红色一公里”，也即上海法租界内，以新老渔阳里为中心、半径大约一公里的地域。
在这一公里的地域内，有一大代表集体下榻的博文女校，有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又新印刷所，有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也有中共一大和后来中共二大的会址。
其中，中共一大的会址详细确定为法租界树德里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13位代表前往这里参加了中共一大，通过选举确定了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这13人包括了来自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来自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来自武汉的董必武、陈谭秋，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来自广州的陈公博，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特别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值得提到的是，这13位一大代表在后来迎来了相差甚大的人生轨迹，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或脱党或叛变，最终只有2人坚持到了建国后。
牺牲的一大代表13位一大代表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和陈谭秋。其中，李汉俊因中途脱党，需另做讨论。
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尽美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离世最早的一位。彼时的他和邓恩铭同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并以这一身份在1921年出席了中共一大。
参加中共一大时，王尽美还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中共一大后，他返回山东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却也因为这些作为遭到了学校的开除，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者。
由于长期忘我的工作，再加上当时的生活条件格外艰苦，王尽美在1924年染上了肺结核病，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更艰难的是，当时的局势已经越趋紧张，有强烈责任感、又有强烈革命精神的王尽美坚持抱病工作，因劳累过度而卧床不起，伴随有大口吐血的现象。
1925年8月19日，青岛医院，27岁的王尽美撒手人寰。而见证这一切的人里就有他最敬重和亲近的母亲。这也是多年后，毛主席仍牢牢地记住这件事、特定叮嘱山东省几位领导同志要把王尽美的母亲接到济南，“好好地养起来”的原因。
当然，和王尽美一样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其他烈士，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和陈谭秋的家属也都在后来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关照和关怀。
和王尽美劳累过度而病逝不同，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何叔衡、陈谭秋均是血洒沙场，壮烈牺牲。
邓恩铭
其中，邓恩铭是因遭到叛徒出卖，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逮捕，期间在狱中突生重病，两次发起越狱行动均以失败告终，于1931年被押至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死时年仅30岁。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他是在1935年从江西转移至福建途中与敌军遭遇，为不拖累队伍，抢过警卫员的手枪自击落崖而受伤，后为敌兵所发现，奋起搏斗，被连击两枪，壮烈牺牲，时年59岁。
何叔衡
陈谭秋则是将一腔热血都洒在了遥远的北疆。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初组织任命的驻新疆代表和负责人，他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之后仍不顾危险坚守阵地，将自己列作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
1942年9月，他开始遭到盛世才软禁，于1年后的深夜被秘密勒死，时年47岁。
陈谭秋
脱党的中共一大代表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因种种原因主动或被动脱党，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是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和刘仁静，另有一个极为特殊的李汉俊。
李汉俊脱党是在1924年。他和李达是当时中共一大代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两位，都具有桀骜不驯的特质。
李汉俊在1921年因党纲问题和陈独秀产生了矛盾，后来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与部分代表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以至于后来不肯出席中共二大和中共三大。1924年，党组织考虑到他始终“未能离开议会职位”，还是决定将他除名。
但大革命期间，在国民党内任职的李汉俊却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了右翼眼中的亲共分子，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掩护了一些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更遭到了排挤和仇视。
李汉俊
1927年，李汉俊被套上“共党首要分子”的“罪名”，在汉口日租界被捕，当晚即被枪杀。
和李汉俊相似，李达也和陈独秀闹了矛盾，也是在1924年前后脱党。不同的是，李汉俊是被除名，李达则是愤而主动脱党。
李达虽然脱党，后来却仍活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作为一名斗争者助力红色文化的传播，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返党内，也受到了重用。但20世纪60年代，李达因为其特殊经历遭到错误批判，蒙冤去世，时年76岁。
李达
另有脱党者陈公博、周博海和张国焘却是作出了背信弃义，叛党投敌的值得强烈谴责的行为。而同样脱党的刘仁静、包惠僧虽曾在歧路徘徊，后来却能迷途知返。
不可否认，他们都曾在革命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并因此酿就了酸涩的苦果。
坚持到建国后的中共一大代表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坚持到建国后的只有2位，他们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盛典。这2位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
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共和国主席，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立马功劳，于1976年走完了他83岁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在建国后致力于国家的法制事业，在多个要职上发光发热，同样也是国家的功臣。1975年，90岁的董必武病逝于北京。
参考文献：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伟大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创立的[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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