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珍照
1926年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混乱的人流中，方其道看到刘和珍就站在门口东边众人的最前头。
那一刻，方其道似乎稍稍犹豫了一下，认为以后相见的机会还有很多。
所以在愈发骚动的人流中，他便没有挤到刘和珍的跟前。然而谁能想到，这远远的一瞥，竟成为两个人最后的诀别。
当天晚上10点，当方其道再次见到刘和珍的时候，已经是她的尸体。
又过了二十多天，国内诸多的知识分子，也从《语丝》杂志上，读到了鲁迅所写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可以算得上刘和珍短暂的、22岁一生的真实写照。
刘和珍的祖籍是徽州歙县，父亲是清末一介布衣，虽然考中进士，但一直在候补。
那时候，他已经赶上了中国社会未曾有过的两千年之大变局，随后就将家迁往了江西南昌。所以刘和珍是在江西出生和长大的。
“偕行社”成员合影
在其成长过程中，她的父亲也更乐意女儿接受新学。
所以当17岁与方其道在南昌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这个女生经常给担任《中庸报》经理的方其道，提供各种材料。
很快因为志同道合，两个人在理想上便走得更近。
当年的秋天，他们一共三十多人，在南昌发起了“觉社”组织，而且又创办了《时代之花》周刊。
段祺瑞政府旧址
那是一个传播新学和新思想的年代，刘和珍和方其道彼此间越走越近，除了有着共同的理想之外，两颗心也渐渐交融在了一起。
也就在那一年，他们经过自由恋爱，并且很快订婚。
郎才女貌，这本是一个十分甜美的故事。然而，他们所处的混乱时代，不允许年轻人卿卿我我。
由于经常发表时局类的文章触怒了军阀，方其道遭到了通缉。
为了不连累刘和珍，他只留下一张字条就匆匆出走。这一别，就是整整一年多时间。
段祺瑞，曾担任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
1922年冬天，方其道回到南昌。刘和珍此时还在读书，她希望方其道找份工作，以后好朝夕相处。
然而才刚刚过去5天，逮捕他的消息就又传出来了。
不得已，刘和珍立刻通知方其道前往上海。
此一别，又是整整两年。可以说，自从两个人正式订婚后，根本没有机会在一起好好相处过。
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刘和珍想要去再去北京读书。此时的方其道，正在闽南的部队中谋生。
当他得知刘和珍的想法后，拿着半年多80元的积蓄，从部队驻地步行90里赶到漳州，把钱汇给了在南昌的刘和珍。
带着未婚夫的关爱和牵挂，刘和珍动身北上。
她顺利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在这里，全新的生活和新文化让她激动不已。
而未婚夫方其道，也会每月给她邮寄生活费。
在1924年的夏天，两个年轻人终于在北京短暂相聚了。
可这份恋爱的甜蜜并没有多么的浓烈，彼时的年轻人，更加关心是时局。
尤其刘和珍就读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和校长之间的矛盾此刻正在一点点积累。
刚就任女子师范的校长杨荫榆，虽然是国内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可惜她并没有表现出女性应有的抗争精神。
反倒在成为学术官僚后，与守旧而反动的军阀站在了一起。于是在很多做法上，杨荫榆和学生们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
在她眼里，担任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和珍，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
刘和珍不但在诸事上和校长作对，甚至从1925年开始，领导学生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
此事彻底激怒了这位女校长，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她针锋相对在学校成立了“自治评议委员会”。
这些成员，都是平日里依附于杨荫榆的人。
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
抗争和运动最终演化成为了暴力冲突。刘和珍等人被他们强行驱赶出了学校。
她只好和同学杨德群等人，在宗帽胡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并且把那些被驱赶出来的同学，都聚集在这里。
情况虽然很糟糕，但刘和珍她们还是依旧乐观。因为，很多老师是跟她们完全站在一起的。
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就非常反对校长的做法。
当鲁迅得知刘和珍等人在宗帽胡同落脚，日常还和其他老师，到那里义务为学生们讲课。
正是因为鲁迅等人的默默支持，刘和珍她们也才一直在坚持抗争。
《世界日报》报道鲁迅赴北平演讲
而从她个人的角度看，到了1925年夏天，未婚夫方其道也到北京工作了，此时的两个人同在一座城市，即便有很多困难，但两颗心在一起共同面对，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
到1925年的下半年，由于学生运动日益增多，当局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杨荫榆被中华民国教育部免职。
所以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驱杨运动，最终以刘和珍等学生的胜利结束了。
事后，刘和珍和同学们又返回了校园。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的运动成为了下一次更大学生运动的预演。
而彼时的中国时局，依旧处在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学生运动的如火如荼，事实上正是彼此社会局面的一个缩影。
在刘和珍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校园还是北京的胡同，哪里都不存在岁月静好。
先是冯玉祥于1924年在北京发动政变，并且顺带驱离了早已毫无实权的溥仪。
但最终迎接孙中山北上，并实现“国民会议”的目的并没有全部达到。北京其后被控制在段祺瑞的手里。
其后，军阀之间彼此倾轧的局面并未结束。
在冯玉祥的鼓动下，原本属于奉系的郭松龄，在直隶发动兵变，并回师东北，找张作霖算账。
可惜郭松龄起兵仅一个月，就被张作霖俘虏杀害。
至此，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梁子”算是结得更深了。
张作霖咽不下这口气，于1925年底率领奉军南下，准备和冯玉祥新账旧账一起算。
鲁迅手稿
为了增加打败冯玉祥的机会，张作霖不惜和往日的老对手合作。
他先是派人和吴佩孚重新修复关系，希望后者能从南部攻打冯玉祥控制的信阳。
而后他又派人引诱阎锡山，希望他派兵向东攻取保定。
张作霖甚至还找到了早已败退的张宗昌，希望他也能从山东向西攻打冯玉祥。
张作霖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就是希望冯玉祥四面受敌，而后将其打败并分食他的地盘。
方其道与刘和珍
军阀们相互之间磨刀霍霍，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和民众的革命热情。
冯玉祥当初进北京，至少是在表面推行了国民革命，因此这份革命性在北京迅速传播，并且促使很多青年和知识分子日益革命化。
刘和珍和同学们推动的驱逐校长的运动，这在当时的北京被称为女师大风潮，事实上是被大家看作是一种革命化的运动。
而此时的鲁迅，他也正在忙着创办《莽原》杂志。
在此期间，因为支持刘和珍等学生，他在教育部的职务也不存在了。
刘和珍与杨德群
一直到杨荫榆被驱逐后，国民党员易培基担任了教育总长兼女师大校长，而后他迅速恢复了鲁迅的职务，并聘其担任国文系教授。
彼时北京的局势，正是奉系被赶跑，北洋政府内部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主义阶段。
在当时的情况下，段祺瑞无人可用，只能启用冯玉祥和国民党人。正是靠着这个契机，革命运动的风潮才在北京起步。
然而随着张作霖的率军南下，紧张的局势已变得不可调和。
易培基，曾担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
1926年2月初，奉军的舰艇出现在天津大沽口外，冯玉祥的军队便在大沽口设防，甚至对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本舰艇进行了炮击。
由于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人，所以日舰在此处活跃并不奇怪。
随后在3月12日，冯玉祥军和张作霖的部队在作战时，日本的护卫舰甚至护送奉系的军舰进入大沽口，并对守卫部队展开炮击。冯玉祥的部队开炮还击，并把日本军舰驱逐。
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请愿
4天之后，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引述当年《辛丑条约》的条款，向彼时的北京段祺瑞执政府施压，提出中国的出海口不能设防，否则将以武力解决问题。
也正是八国的的所谓最后通牒，激怒了革命群体。
各个学校的学生以及大量的群众团体准备举行集会，抗议所谓的八国通牒。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女子师范大学的代表，刘和珍自然要和同学上街去参加集会。
示威群众请愿时与军队对峙
多年以后，方其道仍旧忘不掉1926年3月17日的那个夜晚，他接到了未婚妻刘和珍打来的电话。
电话的那一头，熟悉的声音提醒他，不要忘记第二天去天安门参加国民大会请愿。
方其道去的时间稍微晚了些。等他赶到执政府门口的时候，大量的学生和群众已经和卫兵们在对峙了。
军警与学生对峙
情形相当糟糕，然而他根本没想到的是，很快便在现场听到了枪响。
人流混杂，本就处于激动和无序的状态，枪声之下的混乱，更加剧了人群的骚动和不安。
彼时的方其道，早已忘记了一切，内心只有未婚妻的安危。
由于人太多，他根本找不到刘和珍当时身在何处。
忙乱中，他只能在混乱的人流中，慌乱赶回学校，希望刘和珍也跟着撤退的人流返回来。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
然而令方其道感到不安的是，刘和珍的一些同学已经回来，她们也在门口等她。
见不到人，方其道的内心开始发冷，他立刻重新返回。
此时的执政府外面，已全然是倒下的人群。
虽然枪声停止了，但哭喊声中，人们在徒劳的辨认着倒在血泊里的人。
方其道很快就认出了倒在地上的刘和珍。
那个22岁的生命就此陨落，当初和他的一切承诺，如今都变成了消散在空中的哭喊。
方其道也哭出了声音，却被现场的警察喝止住了。
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
爱人的意外离世，让方其道备受打击。同年的7月份，方其道在广州参加了北伐军。
他要继承未婚妻的遗愿，通过革命的形式来改变这个旧世界。
在生活上，方其道也一直奉养和照顾着刘和珍的母亲与弟弟。
刘和珍牺牲时，她的弟弟刘和理才16岁，方其道一直供他读完大学。
刘和珍牺牲20年后，方其道在南昌病逝。
20多年来，他虽然结婚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内心的思念之情，依旧如滔滔江水。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匾额
他不知道当天在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更不知道的是，刘和珍中枪后，同学张静淑想扶起她，但是却中了四枪，也立时倒地。
彼时的刘和珍，子弹从后背射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
50年后的1976年，侥幸在当年活下来的张静淑，还依旧清晰记得当年的那一幕。
三一八烈士墓
“我受伤后苏醒过来一看，我正倒在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院内，左边大铁栅门口。刘和珍、杨德群两位也都倒在那里呻吟”。
“我使劲地抬起双手来，抱着刘和珍，叫她快起来！她指着胸前子弹眼说：起不来……当时，这院内大铁栅门口人堆人，极难爬过去。”
混乱中，张静淑被一名男同学扶上一辆黄包车，而后被送到了学校。她直到第二天才被送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其后几天，弹片被从大腿等处一一取了出来。
而刘和珍和杨德群，则永远倒下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静淑辍学去了吉隆坡，在同学任培道的介绍下，她进入当地的一家华文学校任教。
此后在1928年，她又回国复读，直至女师大毕业。
毕业之后的张静淑，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
1976年，当她再次回忆起50年前的岁月时，身体也已进入迟暮之年。两年之后的的1978年，张静淑在家乡病逝。
鲁迅在木刻讲习会上（版画）
惨案发生的当时，学生和群众大喊“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处境”、“打倒段祺瑞”等口号。
没有人想到卫兵会开枪，当学生和群众继续奋勇向前的时候，卫兵最终以实弹开枪。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便说什么暴徒袭击国务院，军警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鲁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由此便有了那句名言：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记念刘和珍君》插画
此外，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还说道，“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所以从那之后，青年群体中间，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高潮。方其道也就是在刘和珍牺牲后，选择参加北伐军的。
惨案发生之后的3月26日，《京报》突然透露政府要通缉新革命的知识分子，鲁迅也赫然在列。
为此在那段时间，他在山本医院避难。一直到4月9日，媒体披露所谓的通缉令不过是谣传。
“三·一八”遇难烈士纪念碑
不过同年的8月26日，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教授，还是离开了北京，南下前往厦门。
从此开始，鲁迅的影响和意义跨出了文艺界，成为时代叛徒青年的领袖和战士。
1925年驱逐女师大校长，再到1926年的请愿机会，这一连串的时局变动，让刘和珍与诸多的青年置身其间。
刘和珍和她的同行者，让鲁迅看到了中国年轻别样的一面。“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她们用自己的血与肉，铸造了猛士的奋然。以微茫的希望，照亮了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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