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中国行的时候，著名投资人邱国璐曾经问过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经历过的经济危机样本数其实并不多，近代可能就那么十几次，那么达里奥是如何总结出一套经济危机的预测方法和去杠杆的“原则”的？达里奥的回答也非常有意思，大体的意思是，只要有人、有社会存在，就会有货币、有债务、有中央银行等社会组织形式，如果把这些人类历史长河样本全部进行研究，那么就可以找到400个左右的经济危机及其处理应对方法的样本，从而总结出达里奥的漂亮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系统。
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样有各种经济危机及其处理方法案例，但是实话说，由于农业社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比较失败的案例比如有国民党金圆券改革、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本文尝试用达里奥的漂亮去杠杆模型，去讨论一个中国历史上比较经典的成功改革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开创皇朝顶峰的案例——康熙-雍正追缴国库欠款及其后期改革。
一、从短期财政、中期土地、长期人口三个方面，可以确认康熙46年出现了经济危机
人们常喜欢说“康乾盛世”来反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济辉煌，但是仔细研究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说康熙盛世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至少从经济上来说，康熙朝61年，由于连连需要对三藩、台湾、噶尔丹用兵，加之国内原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制度剥削，导致税收减少，康熙朝几乎年年国库空虚。康熙46年，由于黄河决堤，需要赈灾的时候发现国库的500万两白银已经被文武百官借空，朝廷无力赈灾。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朝廷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的故事，但是从经济层面上看，在康熙朝已无战事的康熙46年（1707年），实际上是爆发了一场由债务引起的经济危机，可以从财政、土地、人口三个方面来看。
1、从财政上看，康熙中后期处于白银紧缩周期
我们都知道，从明清两朝大部分时间来说，大航海时代全世界的大部分白银都是流入中国的，这使得中国这个不产白银的国家把白银变成了硬通货并带来了明清的经济繁荣，但是就是那么不巧，从历史数据上看，自康熙4年（1665年）开始，由于对台封锁，清朝陆续颁布了禁海令、迁介令导致白银的输入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而到了康熙8年（1669年），由于日本禁止输出白银，每年清朝的白银入口量更是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白银紧缩的情况一直到乾隆朝初期都没有得到改善，加之康熙连连对三藩、噶尔丹用兵需要购买军械，康熙一朝每年的白银大概净流出量在数百万两。白银的硬通货短缺导致民间物价和粮食价格一直处于通缩状态，所谓“谷贱伤农”，由于物价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一直提高不了，反过来朝廷的税收又收不上来，又加剧康熙朝的财政问题，终其康熙一朝，国库白银有盈余的年份不超过三分之一，康熙46年的国库存银最高，达到了500万两，但是被满朝文武以各种名目借国库白银一空，国库只是名义上有500万两白银的负债，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一个黄河水灾，就直接引爆了整个清政府的经济危机。
2、从土地上看，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地兼并导致的地价暴涨
本来康熙朝出现的白银短缺危机理应会导致全国物价的通缩，实际上在经历崇祯和顺治朝的动荡与物资紧缺价格暴涨之后，全国的生丝、米价、棉布均经历了长期的物价低落，但是自康熙朝开始，全国的土地价格出现了不平衡的上涨趋势，湖广一带土地涨幅较小，福建、江南、直隶等地区土地却一直暴涨，而部分新开垦农村的土地重新陷入了荒废。土地的价格不均衡诚然部分原因是由于白银的流向不均，比如福建、直隶是境外白银和境内白银的集散地，所谓“天下白银，纲运立于燕京，如水补壑”。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顺治朝后出现的严重土地兼并现象，满族贵族通过自身的特权、富贾商户通过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已开垦土地进行豪夺，由于长期粮食低价，许多农民无法靠种田纳税和养家，只能将土地卖给贵族士绅大户，重新成为地主的农户，或者有部分土地直接凋敝。自康熙46年后，由于天灾，农民又缺少土地供养自身，全国出现了粮食紧缺导致的价格暴涨，到了“谷贵伤民”的阶段。
3、从人口上看，康熙中后期人口开始停止增长
康熙一朝由于连连用兵，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1.3-1.4亿人左右，在康熙35年（1696年）平定噶尔丹叛乱后，康熙朝后期基本没有战乱。但是，在太平盛世下，康熙朝的人口却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在康熙35年-46年黄河决堤前的十年间，人口居然还是负增长。主要的原因和以上提到的白银通缩、土地兼并问题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康熙朝的税收制度是人头税，每个农民家庭只要增加了新人口就要纳税，但是又由于白银通缩和土地兼并等原因，农民根本无法养活新增的人口，到了某个人口极限，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
清朝国库存银数
二、雍正的四个措施短期漂亮去杠杆
我们来看看达里奥的去杠杆四个象限措施：
达里奥去杠杆的四个象限措施
根据达里奥的理论，以上四种去杠杆的措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量和度来实施，最终去杠杆是否成功，主要是要看杠杆率最终是否真的下降了，并且去杠杆由于实施的措施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般来说，去杠杆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为政者需要让整个去杠杆维持在阶段二，才能最终漂亮的去杠杆。
债务危机的三个阶段
中国人记载历史有个很大的问题，一般只喜欢用道德去评价历史人物，比如，总喜欢用勤勉、廉政、铁面无私去评价雍正是个好或者坏皇帝。但如果通过历史的经济数据去把雍正放在当时的环境看，你只会觉得当年的风云人物做出的选择只是一种合理性的应对，并没有对这个人物的好坏道德评价，究竟谁愿意去背个“身后骂名滚滚来”。比如康熙46年，还是雍亲王的雍正皇帝，由于黄河决堤，朝廷拿不出赈灾的银子，如果短期任由债务危机继续恶化，就会进入达里奥第一阶段“丑陋的通缩去杠杆”阶段，只怕会动摇爱新觉罗的基业。而短期的财政政策解决了问题，还是需要靠长期改革，解放生产力，才能最终开创皇朝巅峰。下面，回到四象限去杠杆措施：
1、减少债务，违约和重组
雍亲王接手追缴国库欠款后，采用的手段非常激进，要求欠款的大臣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基层官吏，欠国库的银子都需要十日内还清，如果到期未归还的直接抄家。由于康熙朝白银通缩，一个二品官员的一年俸禄只有100两白银，这些俸禄不仅要支撑官员的家庭日常开支，还需要承担官员整个幕僚的用度，而当时官员一套朝服就要10两银子，基层官员向国库借款实属无奈。而反观皇亲国戚、朝廷大员，向国库借款主要是为了买田宅、在漕运放高利贷，还有借钱盖戏园讨康熙高兴的，反正谁不借相当于谁吃亏，借了也没打算还。雍亲王对基层官员和王公贵族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诚然有所不妥，但是考虑到封建王朝贵族特权，也总好过让基层官员为王公贵族埋单。最终雍亲王采用强硬手段只追回国库3成左右的欠款，执行过程中逼迫不少官员卖田宅破产甚至上吊自尽，这时候康熙出来唱白脸，免除了部分官员的债务，但雍正继位后强制要求在三年内各地必须归还欠款。
2、经济紧缩
在爆发经济危机后，康熙朝开始紧缩财政用度，大举免除了黄河一带受灾老百姓的赋税，康熙亲自做出表率，把自己的“体己银”捐出用作救灾，同时也号召各位皇子和大臣捐出自己的俸禄救灾，在康熙46年后，朝廷再无对外大举用兵和大兴土木等活动。
3、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给穷人
面对黄河决堤的灾祸，募集一大笔赈灾银是当务之急，朝廷没有像明朝崇祯帝一样通过大举提高人民赋税，而江南商贾和东林党金库还富的流油的方式来筹措赈灾款，而是直接向江南盐商直接摊派，筹措了200万两白银来赈灾。同时雍亲王还以贪污和治理黄河不利的名义查抄贪官, 如湖广布政使张圣弼、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应该说，江南盐商和查抄贪官的所得才是朝廷度过危机的关键。
4、债务货币化、适度印钞
应该这么说，当年清朝由于使用白银作为硬通货，无法像现代金融一样通过印钞来转移债务问题，但是中国历史上，其实也不乏直接铸制劣质货币来洗劫老百姓的统治者，比如董卓制的五铢小钱，用含铜量极少的货币与民众做商品交易，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整个货币系统的崩溃。康熙中后期到雍正年间，从文献上看，逐步出现了“九七银”、“九五银”的记载，说明为解决经济危机，清朝只是采用了少量贬值通货的办法。但更重要的，雍正在当了皇帝之后，反而把铜钱的铜成分由原来的5成提高到了6成，让一个钱币的铜的价值甚至高过了这个钱币的等价物，并强制要求铜与白银兑换比例稳定在700：1，民间称“七折钱”，由于铜钱的铜成分的保证，使得铜钱在雍正后期与白银的比例非常稳定，到乾隆初期，民间在交易大宗商品（比如田宅）基本已经使用铜钱的比例大于了白银，相当于解决了部分白银通缩的问题。
康雍乾时期苏州土地交易铜钱的比例逐渐增长
通过康熙和雍亲王的努力，在康熙后期并没有发生达里奥去杠杆的第三阶段“丑陋的通货膨胀去杠杆”。但是要真正的解决经济问题，达里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名义GDP增长率大于债务增长率，本质上就是要求雍正通过改革，释放生产力，让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债务增长率。应该说雍正当时的社会具备几个良好的生产力提升条件，一个是农业本身效率的提升，大航海带来的美洲玉米和土豆可以让中国人口突破一亿这个千年瓶颈，第二个是清朝的疆域还有大片的农田可以继续开垦。这两个客观生产力条件应该是一切改革成功的前提，否则如果遇到类似公元3世纪的小冰期，农业生产率大幅下降，即使是汉朝和罗马帝国有圣贤再生也无法阻止两个帝国的覆灭。
三、雍正新政长期提高生产力、解决债务财政问题彻底开创封建皇朝高峰
在雍正继位后，深感帝国危机依然深重，由于财政问题导致的官员向国库借款问题依然在康熙朝没有得到根绝，因此雍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最核心的有两条：
1、改人头税为财产税的“摊丁入亩”
清朝初期一直实行的人头税制度（税收摊派到劳动力），自清入关以来，中国百废待兴，有大片的荒废农田可待开垦耕种，人口也在经历战火之后有逐步恢复增长的需求，因此初期实施人头税可以很好的支持帝国的财政。但是到了康熙中后期，由于大批特权阶级土地兼并，人头税的弊端已现，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帝国的财政，因此需要把人头税改为财产税“摊丁入亩”，对于拥有大批土地的贵族阶层征收重税，打击囤地，减轻无田产的农民的税收，这样才能鼓励人口生育，恢复生产，鼓励新开垦农田。
2、查清地方隐性税收，回收由朝廷重新划拨地方财政的“火耗归公”
康熙朝由于地方财政一直比较困难，而地方政府又需要钱去维持政府的开支，因此地方政府在为朝廷征税的时候，一般刻意夸大地方的征税成本称为“火耗”，其实就是相当于地方自行向老百姓加征税收并留存给地方小金库。雍正新政没有强制要求地方取消“火耗”，但是要求各地方政府把真实的“火耗”查清，上交朝廷，朝廷再通过“养廉银”等方式重新划拨给地方。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地方的隐性收入阳光化，并且提高了地方官的正当俸禄收入。有统计显示火耗归公后相当于减轻了地方百姓大概一两成左右的税收。
由于雍正的改革触动了权势的既得利益，新政推行极为艰难，比如为准备“摊丁入亩”，从康熙40年朝廷就开始要求各地丈量土地面积，但由于各地基于自身利益层层瞒报，终康熙一朝也没有完成全国土地的丈量工作。雍正新政为雍正换来了一世骂名，但雍正的新政改革成效明显，雍正在位13年里，国库存银增长了7倍，最高有5000万两白银。由于释放了生产力，全国粮价开始温和上涨，土地价格开始下跌，全国人口增长了大概一倍，到乾隆时期，更是突破了3个亿的人口。
康雍乾人口数量变化
四、总结
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开播于1997年，全国热播的时期正逢朱镕基新政和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一句“前面地雷阵、万丈深渊也要趟”坚定了全国改革的决心。两年后，达里奥为了见证中国的改革变迁在中国设立了一个3人的办事处。
时过20年，我国再次恰逢国内去杠杆，国外形势动荡，宣布看空2019年前一切资产的达里奥在7月又宣布在中国设立3000亿的私募基金，但不知这次他是看好还是看空中国。
下一十年的改革和新政，也许需要新时代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来释放生产力。
“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
参考文献：
1、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岸本美绪；
2、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刘鹤；
3、《原则》，达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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