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 作者 冯新平
《萧伯纳传》 G·K·切斯特顿 著 曾宪坤 译 台海出版社
切斯特顿
萧伯纳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分中外。王维看不惯李白天马行空的风格，认为是有害诗风，而李白也瞧不起王维的那点田园情调，更不喜其动辄将佛理引入诗中；贬低简·奥斯汀的马克·吐温，在威廉·福克纳眼中只能算欧洲四流作家；年轻的雨果认为前辈夏多布里昂如“一头狮子变得只知道犬吠”，却想不到自己死后遭到左拉的批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从学术争论上升到人身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之间的“战争”更是旷日持久，直至一方去世为止。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清代尚镕则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总结得颇为全面：“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
“相尚殊”，是审美趣味不同而导致见解各异；“相习久”，是长久相处而造成轻视心理；“相越远”，是观点殊异而势如水火；“相形切”，则是心胸狭隘而苛责他人。要而言之，无论相异还是相似，相远还是相近，文人之间，容易彼此轻视，进而刺痛对方。因此，文学史上挚友兼论敌的例子就非常少见，而英国思想家G·K·切斯特顿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却堪称此中典范。20世纪初，如果要列出最受英国公众关注的作家，这二位的大名一定赫然在列，但很多人在写下这些名字的时候是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怒的。
切斯特顿与萧伯纳经常就某些话题争得不可开交，但当时的文学界还是觉得二人代表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公众把萧伯纳和切斯特顿的辩论看作是一场虚假的战斗，或者是一场烟火表演。事实上，这种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如此，因为他们宁愿死也不愿真正伤害对方。当然也有一些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质疑都会导致混乱。他们还认为萧伯纳的思想很危险，年轻人应该远离他。他们先是讨厌他的问题，继而讨厌他的回答。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把切斯特顿和萧伯纳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因为前者像后者一样质疑一切，只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只是他提出的问题更深刻，更具探索性。
切斯特顿和萧伯纳先是通过提问来发起攻击，这样被质疑的世界就变得不安起来。奇怪的是，公众似乎并不关心这两个提问者正以相反的方式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萧伯纳说：“不要假装相信上帝，因为你不相信。”切斯特顿说：“重新发现信仰的理由，否则我们的种族就会灭亡。”萧伯纳说：“废除造成这种可怕的贫困的私有制。”切斯特顿说：“通过恢复财产来消除可怕的贫困。”一个说：“扫除人类的旧信仰，重新开始。”另一个说：“重新发现你对这些深刻信仰的理由，使它们更加有效，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本性。”公众说：“这两个人在奇怪的悖论中似乎在说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确实在说什么的话。”
萧伯纳和切斯特顿自己也非常关心这些问题的答案。两人都很真诚，都在面对现实，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他们不仅经常互致信函针锋相对，而且频繁地在报纸上唇枪舌剑。少数为此而嫉妒的人对他们所谓的“公开狩猎”感到愤怒，但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不是一场私人争斗，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公开辩论。
两个独领风骚的文学大家，既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又是针锋相对的论敌，你来我往之际碰撞出的不仅是思想的火花，而且是蔚然大观的文化风景。“大多数人，要么赞同萧伯纳，要么理解不了萧伯纳，我是唯一能理解他但不赞同他的人。”切斯特顿如是说。或许唯其如此，他在创作《萧伯纳传》时才能淋漓尽致地阐释传主的人生，才能洞幽烛微地剖析传主的作品。而如果先讲述他的人生再谈论他的作品，那他的人生将会显得微不足道，而带上他的作品来谈论他的人生，后者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所以在刻画作为戏剧家的萧伯纳之前，切斯特顿先分析了三种造就他的环境因素或三种传统：爱尔兰人、清教徒和进步派。
爱尔兰人对情欲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这种恐惧由来已久，非常古老。在如此环境中成长的萧伯纳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圣人气质，世俗对他没有对一般人的魔力。他既不被地位所迷惑，也不被欢乐所吸引，所以他生来既不支持自由党，也不支持保守党。在赞扬传主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时候，切斯特顿笔锋一转，批评其对所有无关的多愁善感视而不见，甚至对一些合理的情感也充耳不闻的做派。如果说萧伯纳的灵魂同时具备爱尔兰的贞洁与暴力是人所共知之常识的话，那么说他是一个反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则是切斯特顿的洞见。如此的特立独行使得身为清教徒的萧伯纳一直以来反对清教中的唯利是图和理想主义，同时又让他继承了一些笨拙而传统的东西。这种“严肃”的影响，导致他所有的戏剧都是“给清教徒的戏剧”，他提出的所有批评，都带着一种优雅而近乎折磨人的蔑视。这是作为诤友的切斯特顿，对萧伯纳为文和为人的又一体察和认知。
这位爱尔兰清教徒剧作家一方面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身体力行，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擂鼓助威，以身作则，却被切斯特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缺乏民主意识。因为这两种新的高级信仰往往使得他作为爱尔兰人的一面更加高贵，作为清教徒的一面更加排外。萧伯纳不是一个民主人士，而是一位杰出的共和主义者，他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胜于私人事务。对他而言，追求国家利益是一种发自灵魂的真诚渴望。看到如此细微的洞察，萧伯纳或许会心生“知我者莫如切斯特顿”的感慨。
欲扬先抑，欲抑先扬，抑中有扬，扬中带抑，如此相反相类的写作手法和悖谬修辞，不仅体现在切斯特顿精妙完美的句子诸如“疯子并不是失去理智的人，而是除了理智其他一切都丢失的人”，而且也是其谋篇布局的思路和针锋相对的技巧。《萧伯纳传》中几乎每段话都蕴藉着叹为观止的警句或璀璨夺目的悖论，令人频频叩首、拍案叫绝，而即便是处理严肃的话题，切斯特顿都施以非凡的机智和满溢的欢乐。
许多文章引用切斯特顿，但人们几乎忘记了他。即便如此，许多他警告过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如：盲目的时尚潮流、猖獗的物质主义、虚假的道德相对主义，还有资本之恶的崛起、家庭之善的衰落，以及艺术中美的丧失、人们对世界的惊奇实已消亡，而生命的自由更是不复言及。除了萧伯纳，切斯特顿还经常与那个时代诸多显名于世的知识分子交辨是非，而他也通常在这些辩论中独冠群雄。只是世界让他的对手名留青史，却独独遗忘了他。有趣的是，与切斯特顿一较高下的人，却对他情深意切。正如萧伯纳所说：“世界对切斯特顿的感激远远不够。”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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