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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为了实现“华北自治”，日本人同意“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一职，目的是通过宋哲元不是蒋介石嫡系的特点，逼迫其宣布“华北自治”，从而成为日本的傀儡。
日本在华北不断催促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脱离南京政府。
为达此目的，日本特务分头与山东、天津、北平的中国重要官员洽谈，利诱、威吓无所不用其极。土肥原、多田骏也东窜西跳，数次访晤宋哲元，要求他当机立断。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于十一月二十日到南京访晤蒋介石及住院养伤的汪精卫，指出南京政府未与日本协商便突然实行币制改革，给日本对华贸易造成重大损失。蒋介石除对有吉委婉解释外，特向他表示，中日间的任何问题，须要与中央政府交涉，中央会妥善处理，而勿在地方作枝节交涉，暗示不满于日本在华北的行动。
宋哲元既不敢开罪日本人，又不甘心脱离南京而顺从日本人的意愿，于是，他一面联合韩复榘等人致电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议还政于民，给华北以适当的自主权，一面回避日本的催促，不回答华北独立问题。
土肥原见宋哲元对宣布独立一事迟迟没有下文，便以一千五百名日军开至榆关，称这支军队为“剿匪”面来，对华北自治运动将“取友谊态度，但不正式加以干涉”，十一月十八日，中国驻日本代办丁绍极访晤日本外务省次长重光，说明南京对日外交继续遵循中日亲善原则。
当天，外相广田提出中日提携三项原则：
“（1）取缔排日抗日。（2）与‘满洲国”之关系，因与华方接壤，应适合现实，以树立中日‘满协力之友谊关系。（3）对于共产党共同驱逐”等政策。”
南京政府表示可以考虑。上海日人办的华文报纸立即传出，日本对中国“无意压迫华北当局成立自治或半独立的政府，对此更无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
南京政府天真地认为日本放弃了“华北自治”的计划，乃训令华北当局停止就此问题与日方谈判。可是日方却加紧推进“华北自治”。华北顿时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日本拼凑华北伪政府的阴谋已在暗中进行多时了。
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早已被日本收买。十一月中旬，华北伪组织的方案已最后形成。十一月二十四日，殷逆率领一小批汉奸在通县宣布组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战区二十二县“独立”。
二十五日，成立委员会，殷汝耕自任委员长。同时，日军在天津、丰台等车站滋扰。
冀东事变突然爆发，宋哲元、商震急电南京请示办法。
二十六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开会，作出六项决议：
“（1）北平军分会应即撤销，其职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2）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3）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4）令冀省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5）决议、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着即撤销，其职务由冀省府直接处理。（6）电令宋主任、商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当天，南京政府发布命令，通缉殷逆汝耕，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麿于二十七日会见孔祥熙，指责南京采取惩办殷氏的指施。日本内阁还训令外相广田与中国交涉，压迫南京承认华北伪政权合法，反对何应钦北上。
日军剑拔弩张，部分关东军入关，天津站增派日本宪兵，在天津修筑机场，准备以武力保护冀东傀儡。日本雇佣歹徒在天津“请愿”，散发传单，为殷逆叛举造声势。
日本分割华北领土主权的罪恶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北平各界，特别是教育界，连日开会，声讨殷逆组织伪政权，反对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央，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切实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上海商会致电宋哲元、程克，要求他们必以全力维护主权。
南京政府除发布通缉令之外，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宋哲元急流勇退，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请南京辞职。南京只电宋留任苦撑而无具体办法。
此时萧振瀛倍加活跃，奔走于南京、北平、日本人之间，以谋求一项妥协方案。宋哲元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要自主权。
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谈，要求日方取消华北自治运动，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考虑一项包括日本三原则在内的解决华北问题的措施。
有吉则要求南京把承认“广田三原则”具体化，拒绝取消伪组织，双方未达成协议。
十一月二十八日，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两项照会，一项为抗议日本在华军人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一项为抗议甘军擅自占领丰台车站。
二十九日，又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声明殷汝耕的一切行为无效。同时电达中国各驻外使节，向各驻在国说明政府立场。
日本在华北再次催促宋哲元承认冀东伪组织宣布华北自治，并以三十日为最后答复日期。
二十九日，宋哲元第二次致电南京，请求辞职。十二月一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也电请辞职。
南京政府对宋哲元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拟削弱他的权力，遂令何应钦北上处理。十一月三十日，何应钦偕同熊式辉北上，与韩复榘会商于济南，与商震会商于保定，十二月二日到达北平。
十二月三日晚十时，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访晤何应钦，宋哲元报告了华北事件与日方交涉的经过之后，向何应钦表示：
（1）不向他人屈服。（2）绝对听命中央。（3）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
五日，宋哲元避入西山休息，同时发表一份深含隐情的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何部长与韩、商两主席均经晤面，对华北实际情形既有真切的了解，当然可以得到整个的解决。本人卫戍平津以来，中央曾有令责成商主席负津市治安之责，本人则仅担任平市方面，而卫戍司令部，近又有令推备撤销，本人责任，从此当可减轻，此后一切因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也”。
可见宋哲元的消极在于对抗南京削弱他的权力。
当日晚，有“北平市各自治区民众代表”三十多人到何应钦住所求见，旋去武衣库向宋哲元请愿。
他们向何应钦提出八项要求：
“（1）实行民众自卫。（2）自治自决。（3）从民所好。（4）勿空言支撑。（5）断行自治。（6）宋（哲元）、商（震）、万（福麟)三氏负华北重责。中央如以其不胜任，可另简贤能。（7）请何速就驻平长官职。（8）请何早向日方交涉，取消塘沽协定”。
自冀东事变发生后，平津地区反日、反分裂的爱国运动即已兴起。
十二月二日，北平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南京中央党部与政府，声讨“华北自治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
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全体教职员，于四日致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要求“同心协力，挽国家于垂亡”。同日下午，北平教育界代表十余人，访晤何应饮，请求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立即制止所谓自治运动。
日本大使有吉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会晤南京新任外交部长张群时，明确表示，如何应钦坐镇北平，华北问题难于解决。
取消黄郛主持的政整会，换成何应钦掌握华北全权，是中国对日本关系的“倒退”，而不是“进步”。要求由握有华北实权者主持华北，暗示如宋哲元主持华北，问题将容易解决。
日本人认为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有矛盾，且其手下还有一批能与他们“合作“的人，便于掌握与利用。
何应钦面临上述三种势力的压力，只好请出秦德纯、萧振瀛出面与日方折冲。
十二月六日，萧振瀛赴天津与酒井等会谈。几经磋商，最后产生了华北组织机构方案。何应钦电请中央批准，熊式辉专程返宁报告。
十一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云：
“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李廷玉、贾德耀、胡毓坤、高凌爵、王克敏、萧振瀛、秦德纯、张自忠、门致中、周作民、石敏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
同时调整华北各机构：
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所辖三十二军开往顺德训练。刘峙改任豫皖绥靖主任。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萧振瀛为天津市长，程克改任冀察政务委员，张自忠为察省主席，秦德纯仍为北平市长。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这样出现了。
何应钦完成了使命，于十二月十二日南返，陈仪、殷同赴天津。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者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妥协产物，它暂时起到缓冲矛盾的作用。
在日本看来，已经达到了驱逐南京势力出华北的目的，伪化华北已经有了开端。而在南京看来，冀察政委会仍为自己的属下，日本鼓动的华北全面自治计划未能实现。不过，这只是南京政府聊以自慰的想法。
事实上战区二十二县成了伪区，日本要不断扩大伪组织，并派伪军进攻察东沽源六县，造成了华北的空前危机。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危机之际，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增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所属学校学生数千人到中南海南门请愿。
远在西郊的清华、燕京大学的学生也赶来参加。
学生派代表八人，向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
（1）反对所谓自治运动。（2）请何应钦公布此次交涉经过。（3）不得任意捕人。（4）保障地方安全。（5）停止一切内战。（6）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学生沿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不畏强暴，在流血、被捕的威胁下坚持英勇斗争。随后，学生联合会决定进行罢课斗争。
十日，北平学联制定了《宣传大纲》，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行动”、“反对卖国外交”、“反对秘密协定”、“反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反对名存实亡的华北政治形态”、“反对奴化教育”等等战斗口号。
12月9日后，北平市公安局发出布告称：
“兹竟有青年学生，妄听流言，聚众游行，散发传单，不听制止等情事，在该学子等心迹或不无可原，而举动实近于骚扰。须知维持秩序是警察天职，妨害秩序则法有明文，本局负有保卫地方安宁之责，自未便放弃职守，除通饬各区队注意查察依法严禁外，合亟布告知悉，务各体念时艰，潜心向学，倘有轻听浮言，逾越常轨，本局惟有依法分别究办，决不姑宽。”
于是，在一些大中学校内外，当局布置了军警密探。
北京大学也在“一二·九”第二天成立学生会。
为了实行罢课，学生会成立了纠察队，决定文学院的纠察队到理学院站岗，理学院的纠察队到文学院站岗。
北大的教授会也作出决定，学生站岗，教授也站岗，劝学生去上课。胡适在文学院门口站岗时，与学生争吵起来。他嚷：
“你们这也叫爱国？”学生回答：“就是爱国！”“你们胡闹！”胡适又说：“对你们真是对牛弹琴！”学生说：“你才是牛！”胡适气急败坏地走了。
蒋梦麟、胡适这些人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他们反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
“一二·九”当天，蒋梦麟曾用小汽车将受伤学生送进医院，12月9日下午青年学生血战王府井时，胡适恰巧在现场，目睹学生的爱国行动。
他在文章中赞扬说：
“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平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那一天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所谓‘自治'的傀儡戏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轻视学生的力量，反对学生采取罢课这类所谓“越轨行动”，希望学生运动局限于抗议和舆论的范围内。
胡适对罢课的学生训话说：
你们成天这么闹，华北的事情，我们几个大学，有我胡适，有蒋校长，有梅贻琦，还有师大的李蒸，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坚持，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
在《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中，胡适指责罢课是“很不幸”、“最无益的举动”。他说，罢课“不但不能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
他认为“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与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
最后，他要求学生回到“读书救国”的老路上去，说：
“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只有拚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
胡适原认为以其“五四”以来的声望，便可扭转学生运动的方向，殊不知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他这些言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学生们用大量事实批驳他的谬论。
当时学生写的一篇文章指出：
“东北大学的学生，已经不能在中国的沈阳安心求学，而被迫迁到北平，但现在北平又在大炮飞机威胁之下，什么人都不知道能够‘苟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问胡先生，在这种环境之下，能不能使青年都遵照胡先生的话语去做呢？不但如此，我们认为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各地的学生运动，正在牺牲的维护民众（民族的）利益’，但北平的警察却用严酷的方法来对付这班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受伤的受伤，被捕的被捕，我们很诚恳地请教胡先生，这又应当怎样办呢？”
文章认为要做到胡适提出的青年学生的责任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必须加上一个必要条件：
“必须在政治上负责者真正能够担负起‘御侮'的责任，保障着全国领土（连东北四省在内)和主权的完整，…否则…种种劝告青年学生的话，无论说得多么好，都是废话。”
何应钦以镇压与欺骗政策对待学生运动，未能得逞，跑回了南京。
等待就职的宋哲元对学生运动一面强制取缔，一面婉言劝解。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就职，平津学生联合举行示威请愿，宋哲元动用军警镇压。
和“五四”运动时一样，“一二·九”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也是青年学生走在前列。各地学生在北平学生运动的鼓舞和影响下，纷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几天之内，“一二·九”点燃的抗日救亡烈火燃遍了几十个大中城市和一些县镇。
1936年1月，当获悉中国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消息后，世界学联总会决定立即在全世界发起援助中国运动，并首先在英、美各大学中展开。
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320位与会者，代表着1200万各种倾向的青年。
会议成立了国际青年和平会，并一致通过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唤起全世界学生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反对压迫中国青年等。
2月8日，世界学联致函中国学生，说：
“我们以‘世界学联会’的名义，十二万分感谢你们这种伟大的努力。”
并赞扬说：
“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的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觉得十二万分的光荣。”
世界学联的信在谴责日本几年来对中国贪得无厌的侵略后指出：
“侵略者决不能因和平与默认而满足的，若不起来反抗，日本仍然是要继续侵略的。现在你们为了国家独立而斗争，这当然也可说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一支生力军，…我们誓愿无条件地援助你们。”
世界学联的这封信，立即受到英、美各大学的热烈拥护。
几天后，世界学联再写信给中国学生，通报欧洲各国和古巴、埃及、印度等国学生为反对法西斯，争取人类自由、和平而斗争的情况，高度赞扬中国学生运动的成功，信中说：
“我们用最诚恳的热情向你们已经成功的工作致敬，许多欧洲及各地的同学在恐怖压迫下，为争取自由斗争，但是没有像你们中国同学那样有远大的目标和英勇的精神。我们钦佩你们的团结一致，钦佩你们到乡村去唤醒民众发动武装自卫的精神，你们的保卫国家文化的伟大斗争，是青年学生斗争史上的一个灿烂的纪录。”
世界学联这封信还通报：
已规定自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广大学生群众的示威罢课将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举行，口号是：“拥护中国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拥护中国学生民族解放运动。”
这是对中国学生运动巨大、宝贵的支持！
一二·九运动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引起的强烈反响，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国际支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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