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组织使馆人员，跟当地各界人士展开了一次交谈会。在会上，耿飚揭露了美国一项灭绝人性的罪行——在朝鲜战场上疯狂使用细菌战。耿飚讲完后，瑞典人根本不信，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不会干出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事。但是在耿飚等人用许多图片和文字反复说明后，有的人渐渐半信半疑起来。
有一位斯德哥尔摩的医学博士安德琳女士，是个具有科学头脑，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主张一切结论都要有真凭实据的人。她听了耿飚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介绍后，认真地表示：一定要亲自到朝鲜进行实地考察，亲手收集第一手资料和实物证据。
麦德琳的态度，让耿飚觉得自己在全新的职位上，所做的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新中国成立后，耿飚被周总理从西北战场上调回北京，当他得知自己要去承担外交任务时，起初是拒绝的。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已经习惯了战场，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耿飚还是接受了周总理的任命，成为第一任驻瑞典大使。而此刻，他曾经所在的部队十九兵团，正在朝鲜战场跟美帝国主义战斗。
耿飚的将军身份，让他在瑞典的外交界很受欢迎。一位瑞典军官对耿飚曾带过多少兵很感兴趣，耿飚从未曾确切计算过，但他粗略算了十九兵团的人数后，回答道：“大概十几万人吧。”这位军官听完后，马上“啪”的一声立正，对耿飚行了个军礼，因为瑞典全国也没有那么多军队。也有一些国家的大使，对耿飚曾经历过的长征感兴趣。耿飚是一个非常擅于表达的将军，这让他在外交工作中如鱼得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耿飚首先迎来了以色列驻瑞典大使的拜访，一见面就问耿飚和林彪是否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原来，西方人当时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由林彪指挥的，因此这位以色列大使企图来打听林彪的情况。因为耿飚林彪都是“biao”，才会被西方人误当作是兄弟。
以色列大使的问题仅仅是一个插曲，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耿飚也马上在另外一条战线上投入战斗。瑞典外交部长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但他的认知明显受美国宣传的影响，因此劝中国同美国妥协，停止抗美援朝。耿飚的耐心解释，还是让这位瑞典外交部长改变了看法。就这样，耿飚一方面向驻在国的外交部和各国使节通报朝鲜战争情况，一方面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情况，马不停蹄的在外交战场上忙碌着。
美国实施的细菌战，开始于1952年1月，之后持续达一年之久。最早发现美军投掷细菌弹的部队是位于朝鲜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国飞机多批在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之后，人们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随后，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平方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
齐靖远当年是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干部子弟小学的学生，60年后他还能记得当年的情形：
我们捉的毒虫，主要是一种当地从来没有见过的小黑甲虫，只有绿豆大小。我见过美国飞机投下来的细菌弹，落地以前细菌弹在空中会自动打开。细菌弹是中空的，里面有很多格子，格子里分别存放带不同病菌的各种不同毒虫。美军还在辽宁省各地空投了不少带鼠疫菌的老鼠，以及大批带不同病菌的苍蝇、蚊子、蚂蚱、跳蚤、甲壳虫。辽宁省很多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灭鼠、灭蝇、灭蚊、灭蝗、灭甲壳虫活动，当时仅宽甸县就消灭了毒虫60多万只。
1952年2月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朝鲜平康西北下甲里志愿军第二十六军二三四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声沉闷，异味弥漫，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过程。
1952年2月22日，朝鲜外交部部长白汉永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至2月16日在北朝鲜广大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道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800多次，散布范围达40多个郡。
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正在朝鲜北方投放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美军投放的昆虫标本已经从朝鲜送回北京做进一步检验，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就在同一天，总参作战部接到了志愿军的电话报告：志愿军第十五军部队发现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已有两人死亡。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北朝鲜已经大面积流行过瘟疫。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条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也开始大面积流行。由于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众多的中国军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流行病，根子就应该是美国早在1951年夏天就发动了细菌战，只不过当时没有抓到空投毒虫的证据。
针对美国人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国除了积极防御外，还迅速在国际舆论场上积极发声。1952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撒布带菌昆虫的报告，判断美军在搞细菌战。毛泽东阅后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周恩来受命后迅速介人调查，2月19日晚，他在回复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针对细菌战问题的六点建议：
(1)加紧试验前方送回的细菌样品;(2)向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3)配合朝鲜方面“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4)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5)“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6)“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
这六条建议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最初应对措施，其中已考虑到如何借助民间组织和新闻舆论在国际舞台上展开行动。
1952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卷入朝鲜半岛战争之际，新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一方面，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对垒的军事行为使中国遭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杯葛、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另一方面，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关系尚未展开，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正式联络渠道和民间机构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在探索之中。
因此，新中国急需通过其他外交渠道来构筑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关系，并由此建立一条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外交打开局面。引人注目的细菌战问题在这种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它给正在寻找外交突破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战略时机—如果中国能够在细菌战问题上处理得当，将不仅可以在国际道德法庭上将美国置于被告者的地位，证明帝国主义的“恶魔”本质，而且有利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高自身形象，突破西方的外交封锁和经济制裁。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李克农，指出“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在此外交思想指导下，对细菌战指控的国际政治动员拉开了帷幕。2月22日及3月8日，朝鲜外相朴宪永和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先后发表声明，遗责美国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等生化武器袭击中朝军队和平民，要求国际社会予以调查。中国政府的声明得到宜传部门的密切配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主流新闻媒体发表了大量抨击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和评论，指责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野蛮战争行为。这一指控随着被俘美军飞行员承认参加细菌战供词的公布而达到高潮。
1952年3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反对细菌战的呼吁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响应。1952年2月至4月，先后有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许多“联合国军”士兵渐渐站到了反对美军细菌战的队伍中。
一个美军战俘在被告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后，坚决不相信，于是抓了一个小蚂蚁就吃了，结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志愿军赶快将他送医院，把他救活了。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写了一个大字报，永远不相信美帝国主义。1952年4月8日，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领航员伊纳克发表名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讲话，揭露了美军高层企图隐瞒细菌战的事实。包括伊纳克在内，共有25名被俘美军飞行员陆续交代了自己实施细菌战任务的经过。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全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不人道的细菌战。人证俱在，美国政府即使再遮遮掩掩、矢口否认，也只能是徒劳。
另外一边，在瑞典被耿飚所影响的玛德琳博士也行动了，她加入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跟法国科学家马戴尔、英国科学博士李约瑟、意大利生物学及解剖学家欧利佛、巴西医学昆虫学家贝索亚、苏联细菌学及流行病学家茹科夫一起，奔赴朝鲜和中国，在第一线做细菌战调查。
这些科学家们访问细菌战现场，复查实物标本，访谈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与中国科学家座谈。至8月底，一部长达700页、约45万字、由李约瑟主笔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在北京完成。该书因其黑色封面而被国际间称为《细菌战调查黑皮书》。
李约瑟在《黑皮书》中声明：
委员会已得出下面的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8月31日，用法、英、俄、中四种文字精印的报告书在北京台基厂9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行了签字仪式。此前，调查团成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9月1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就报告书发表声明，声称：“国际科学委员会关于调查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所作的巨大努力及其严谨的成就，对人类是一项重大的贡献，在人类历史上将占光辉的一页”。12月20日，中国代表再次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上宣读了有关细菌战调查的报告。至此，细菌战在中国的科学调查和动员暂时告一段落。
玛德琳博士甚至将实物带回到瑞典，亲自进行化验，结果也证明的确带有大量致病细菌。她也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在瑞典报纸上公布。接着，其他西方国家的报纸转载了这个调查报告，从而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了美国违反国际公法、进行细菌战的严重罪行，剥开了它掩盖其罪责的“民主”和“人道”的外衣。
尽管美国百般否认，但铁一般的事实已经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再多的否认也只是徒劳。
1941年底，美国政府开始从事细菌战的准备。它在一批极著名的专家参加下，曾在一个特设的野营里，组织了制造生物武器的工作。
1943年，美国陆军部设立了“生物作战委员会”，并且在马里兰州的狄特里克兵营、印第安纳州的伐歌、密士失必州的巴斯古拉、犹他州的德格威等好几个地方设立了细菌杀人工厂，专门研宄和制造大批害人的传染病细菌。
1946年1月4日，美国陆军部在“关于细菌战争给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曾透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一个以“军事研究处”为名的机构，开始研宄完备的细菌武器的工作。
同年6月15日，《柯里尔杂志》引用了美国陆军化学战争处处长韦特少将的谈话：“我对于谈论一种武器的人道或不人道，完全没有同情。近来这种没有同情论，而发展为经济价值论了。”
同年，麦克阿瑟曾经选派了十八个日本细菌战犯到美国马利兰州，密士失必州、犹太州等细菌基础去服务，想利用他们的罪恶经验。
1949年3月12日，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发表声明说：“我们的研宂说明，或者它们的有毒生成物可以有效地用作战争武器”。
同年夏季，美国政府曾经以爱斯基摩人作为细菌武器的实验品，在爱斯基摩人区域引起了腺鼠疫的流行。
同年7月24日，美国陆军部向众院要求拨三百多万美元来增加狄特里克营的设备。这笔款将用来改造细菌武器。
同年，曾在狄特里克营参加制造细菌武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奥多尔羅茲伯里写了一本“和平或是瘟疫”的书，无人性地公开颂扬细菌武器。
1950年3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詹逊曾说：“关于对人、家畜、谷物传染疫病的许多媒介，已经有了完全的和详尽的研究。”
同年7月，美国的化学部队派遣到朝鲜准备细菌战争和化学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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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耿飚回忆录》，耿飚，人民出版社
《美国侵略者细菌战史料》，陈邦贤，“医史研究会”百年纪念文集
《60多年前抗击美国细菌战》，齐靖远，文史天地
《美国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证据》，张华，武陵学刊
《朝鲜战争时期围绕细菌战问题的三场国际政治动员》，陈时伟，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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